东北重要湿地向海“缩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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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续多年干旱少雨，位于吉林西部的知名湿地向海正面临着水源缺乏、牲畜破坏、农民围垦三个方面的困扰，湿地面积严重“缩水”，水草干枯，严重影响鸟类生存及繁衍，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向海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湿地之一，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向海保护区内有珍贵鸟类２５３种，仅鹤类就有６种，被称为“百鸟乐园”。在世界上仅有的１５００多只一类保护珍禽丹顶鹤中，就有６０多只在这里生息繁衍，向海已成为世界上较大的鹤类观赏区之一。

　　但是近年来，周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造成了水源缺乏，湿地面积萎缩。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保护区内原有的３６０００公顷湿地现已萎缩到不足６０００公顷，原有２２个大小水泡子仅剩５个有水，原有２３００公顷沼泽地也全部干枯。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赵俊说：“每年由自然河道进入向海湿地有限的水根本不够当年自然蒸发和渗漏，现有的地表水预计到明年末将全部干枯。随着湿地环境的破坏、功能的丧失，一些赖以生存的珍稀鸟类也将无法繁衍生息，向海也将慢慢变成沙海。”

　　由于种地赚不到多少钱，当地农民开始大量饲养牲畜，导致保护区内牲畜数量严重超载，造成植被极大破坏，影响了野生动物栖息，破坏了生态平衡，过度放牧成了向海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针对这种状况，有关部门封山育林，实行了封闭管理。去年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从今年４月份开始对植被破坏较大的绒山羊实行全年禁牧，其他牲畜季节性禁牧，动员群众把牲畜卖掉，目前牲畜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缓解了对区内生态环境的破坏压力。

　　赵俊说：“为了缓解农民生活与湿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初步计划移走５００户，４８００人。长远上看，只有把保护区内农民全部移走才能真正保护好这块重要的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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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
内蒙古浑善达克是京津的风沙源之一。7月上旬，本报记者随同中科院植物所的专家来到浑善达克腹地的正蓝旗，面前的4万亩草地，青草已长到近1米高，而5年前的此地还是沙漠。过去5年中，科学家和当地政府、牧民所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在帮助牧民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将这片退化草地封育起来，防止牲口进入破坏。
　　简单而有效的生态恢复试验，让中科院植物所的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种树不如保树，种草不如保草。在生态恢复上，撤下“人定胜天”的旗子，释放自然力，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如果得到推广，人主动退到幕后，让自然唱主角———其效果可能远超国家每年投巨资建设的“三北”防护林。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蒋高明博士。
记者：沙尘暴的原因是什么？天灾，还是人祸？
　　蒋高明：人祸。对草原最大的破坏是过度放牧，不给草原喘息的机会。植被啃光后，土就保存不住了。
记者：5年前，你们又是如何治理这片草地的？
　　蒋高明：2000年冬天，我们到了浑善达克腹地。那里雪茫茫一片，很多地方一根草也没有。
　　我们围住了4万亩公用牧场，用传统的方式，设计了一层层的防护林带，建人工沙障，种柳树、榆树。还搞飞播，撒山杏、沙棘和沙柳的种子，花了五六十万，结果都失败了。
记者：你们如何发现更好的治理模式？
　　蒋高明：2002年6月，当地村支书乌日图的儿子胡赫图格到原来的沙窝子里玩，突然发现那里长出了草，草长到143公分。这不是我们种的，我们种的树没有活，而我们没有管的地方，却长出了高草。可见只要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禁牧，自然生态很快就能恢复。自然力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
　　记者：如果让科学家抛弃原来的做法，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你们花了钱，付出了努力，结果还不如不干。
　　蒋高明：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得出相同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记者：为什么认为“三北防护林”是无效的？
　　蒋高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外，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其实，用树木去阻挡土地荒漠化的效果，远不如用草在源头“捂”土壤明显。
记者：为什么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
　　蒋高明：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既然你们和浑善达克当地人知道这种方式是失败的，为什么还在继续这些徒劳无益的事？
　　蒋高明：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即使造林成功，其投入产出比也不合算。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区。钱肯定花出去了，但是林在哪？钱花到哪里去了？那些资金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占不到治理区域面积的10%！这小块地方即使治住了，而大面积的退化依然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
记者：如果按照你们的治理方式，效果怎样？成本是多少？
　　蒋高明：连续5年的实验证明，在草原、半干旱荒漠地区，自然界有能力实现生态恢复。我们采取的“以地养地”、“借助自然力恢复”途径，成本只有每亩20元，而真正用在生态恢复上的费用只有每亩4元钱围栏费！更令人工林所望尘莫及的是在没有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自然恢复。在草原或者荒漠地区，破坏的因素是人与牲口，生存压力能否消除是决定生态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实现生态恢复效果，必须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科学家、农牧民，甚至企业家应当联手，寻找理性的恢复方案，使治理风险有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