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鸟爱装嫩

原帖由 天佑中华 于 2007-9-15 09:43 发表



你说的也对,我承认国内问题多,但国内环境要慢慢变,光骂也没用,如果少骂一些,多一些改进建议不是更好？

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人给予更多的耐心,人文关怀,有话好好说,有错帮着改,团结
对外国人才应该用手段 ...

60多年前蒋委员长也是酱紫说的。给我们点时间。
1958年前后毛主席也是酱紫说的。我们没有经验，给我们点时间。
1978年前后邓副主席也这样子说过。
1992年江总书记也这样说过。
2006年胡总书记也似乎这样说过过。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就寺良药。

但是，是时候跳出去这种说法了。固然有制度的原因，但是也别把任何责任都推给制度，别以为制度不能说话。

其实，元朝寺，就有兴百姓苦，忘百姓苦。

送给所有为中国好，为我们共产党好的朋友们，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
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
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1页

天佑中华

原帖由 乌鸟爱装嫩 于 2007-9-15 12:57 发表



60多年前蒋委员长也是酱紫说的。给我们点时间。
1958年前后毛主席也是酱紫说的。我们没有经验，给我们点时间。
1978年前后邓副主席也这样子说过。
1992年江总书记也这样说过。
2006年胡总书记也似乎这 ...

一夜西化最好是吧,其实关我p事,没准中国民主就一次到位了
那时百花齐放,就像现在台湾一样,虽然政府停摆,但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多么令人神往,多么令人激动啊
虽然中国人又恢复一盘散沙
虽然又有人上山称王称霸
当然西方照骂不误,就像现在有民选总统的俄罗斯,
民主自由算什么,还是不自由,你一定要到达无政府状态西方才满意,中国13亿人,挑点毛病太容易了

再说了现在政府也谈要用民主适应日趋多元化的世界,咱能不支持么,呵呵

天佑中华

我的观点明确

[ 本帖最后由 天佑中华 于 2007-10-19 23:27 编辑 ]

bbbinbin

你倒是说说都不民主了，怎么舆论监督，怎么专家治国，怎么科学治国？专家谁来定怎么评，怎么算科学谁说了算？光是舆论就能决定政治走向？

天佑中华

原帖由 bbbinbin 于 2007-9-15 13:37 发表
你倒是说说都不民主了，怎么舆论监督，怎么专家治国，怎么科学治国？专家谁来定怎么评，怎么算科学谁说了算？光是舆论就能决定政治走向？

那还不容易,人家新加坡开明专政怎么做的,日本的被西方称为伪民主的不也运行良好

bbbinbin

原帖由 天佑中华 于 2007-9-15 13:42 发表


那还不容易,人家新加坡开明专政怎么做的,日本的被西方称为伪民主的不也运行良好

怎么和日本新加坡比？不要混淆了好不好，人家多党执政的，依靠大选决定执政党。

天佑中华

:snicker:

原帖由 bbbinbin 于 2007-9-15 14:07 发表


怎么和日本新加坡比？不要混淆了好不好，人家多党执政的，依靠大选决定执政党。

bbbinbin

原帖由 天佑中华 于 2007-9-15 14:08 发表
:snicker:

自己把自己的论点搞清楚再出来说好不好，也是大学生了，逻辑混乱得很

wzhmao

民主是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

中广网    2006-12-04
作者：庄礼伟
     最近央视隆重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给了国人又一次机会来思考中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伟大、先进、文明的国家。通过对世界近现代史的观察，不难发现，一整套优质、先进的制度是国家平稳、持久崛起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否则虽有一些“崛起”的表象，但往往无法持久。

　　当民主(它的核心硬标准是自由选举)被看做是一种制度工具和“政治方法”时，也有许多人担心它对国家崛起会带来负面作用(他们可以举很多生动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而在下文中，笔者试图以一种较积极的心态，以国内的“海选”现象为例，来说明民主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甚至也有劣质与优质之分，从而在“民主不是一天就能建起来的”和“不能超越国情”这类非常正确的话语之外，应当允许每天在民主实验、民主训练方面，都有一点点作为、一点点进步，从量变的积累走向质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训练、改错来建立优质的民主制度，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国家平稳而持久地发展。

　　“娱乐民主”的实质仍是娱乐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时髦的大范围“海选”现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以“ 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业明星海选，制造了一批“平民明星”，上演了若干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的奇迹；另一类是海选行业或地区内的模范人物，如“十佳民警”选举和“大庆市‘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选举。

　　这两类选举的共同点是:都是声称通过“自由投票”而非“官方内定”来完成选举，同时又无一例外地引发出机构操纵、一人多票、“付费选举”(如1元1条的短信投票和搞出“天价报纸”的买报投票事件)等等疑云乃至丑闻。

　　由于是有竞争的差额选举，选举结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投票热情(投票人往往会被告知:你手上这一票非常重要！)。在“超级女声”这种马拉松式的“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选举活动中，那些“国家级”的娱乐新星，都是经由粉丝们的短信投票推抬上来的，更让许多积极投票者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于是有的媒体就欢呼起来，将“公民社会”、“民主实践”等等加冕到这些事件上。

　　这些纷纷出现的海选，确实可看做是民众公共生活的热身操练。海选这种形式让渐露疏离状态的民间社会突然间又“串联”起来，粉丝会、后援会等等，让久已远离公共生活的人们找到了身处“共同体”中的感觉，并且还是跨单位、跨职业、跨地域的共同体和人群联盟，这种状态和激情原来何曾遭遇过？不能不感谢短信和网络！

　　不过，这些大量出现的“海选”以及媒体的过度报道与评论界的过度诠释，掩盖了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实质性选举”仍有待拓展和完善这个事实。海选娱乐明星与海选公职人员(如人大代表、各级政府首长)是不一样的，前者最多对你的心情有影响而已，而后者的能力强弱、品德高低却能影响你的实际利益；并且在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下，一人只能投一票，不能一人投50票。因此对照起来，“娱乐民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其实质仍然只是“娱乐”，或者更质而言之，是“商业”。

　　优质民主从日常训练中来

　　尽管“娱乐民主”对动员人民熟悉、参与公共生活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过度拔高其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今后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选举也延续了“娱乐民主”中的种种弊端，如金钱操纵、程序粗糙、盲目追星，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劣质民主”。

　　从台湾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它在政治变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但离“优质民主”仍然有相当的距离。这不仅体现在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仍有缺陷，也体现在选民的素质良莠不齐(以至于买票卖票、人身攻击、民粹主义情绪泛滥)。众所周知，选民素质不能拿来做不搞民主建设的借口，但选民素质无疑是应该逐步有提高才对。如果选民的选票很容易被收买，如果选民对候选人的评判能力不足，都会导致粗糙乃至劣质的民主。

　　那么，高素质的选民从何而来？只能是从普遍、持久的日常民主实验、民主训练中产生。当我们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时，表明大家都具有能适应和操练民主的素质。如何使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不同意见之间的和平、平等辩论广泛地存在，只有当不同候选人之间能够展开守法的君子之争，只有当夫妻之间、家庭内部都能平等协商，单位和社区的重大事项都能交付全体人员公议或代议机关代议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民主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说我们已经是高素质的选民。

　　自由选举是民主的核心标准

　　民主更应当是一种精良的制度。要建设这种精良的制度，就必须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基础。市场经济早就让人们学会了用脚投票，就拿娱乐市场来说，人们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唱片或演唱会门票，这就是自由选择。商业机构或官方机构硬捧出来的名不符实的“明星”，终归是要被市场淘汰的，这就是民心向背。市场经济的普遍实践和普遍训练，推动着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独立思考并且“斤斤计较”，从而推动着大批参与型公民的产生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变革。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徒具形式而没有人民实质性参与的“民主”制度。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惨痛的教训。如果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成为垄断利益集团剥夺弱势群体的盛宴，却又是以“民主”、“投票通过”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错和纠偏，尤其是要强化对立法者的监督。而最好的监督办法，既包括确保媒体的监督权和人民的知情权，也包括实行自由、公开、差额的立法代表选举。

　　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实验和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在某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省市的较高层级立法机构中试办竞争式的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给予候选人充分展示自己能力和主张的机会，也给予选民通过手中选票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由选民自发联署举荐候选人，应当成为一种值得鼓励的方式。当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没在候选名单中时，谁愿意去投票？因此，由选民自发联署和公推优秀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优化立法机构的重要途径。现在大学里陆续实施了干部公推、公选、差额竞争制度，尽管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显然是一个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民主训练过程。

　　在现代政治常识中，广泛而自由的投票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的判断标准。“娱乐民主”中的短信投票只是让大众娱乐了一回，但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大量的日常民主实验、民主训练的普及和积累，优质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作者系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wzhmao

国民素质与民主实践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1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黄卧云     【编辑录入：李豫】



强调国民素质是实行民主之先决条件的观点，在民主思想引入中国的初期，就在旧官僚、立宪派、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这些价值取向可能完全不同的人中取得了惊人的共识，一致把中国在制度上的落后归咎于民众的落后。

它影响深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支配了中国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今天虽然不少人已经从事实中看出了它的谬误，但却依然在各种场合流行。



制约权力的模式

民主制度是把保护公民权利作为目标。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必须设计出一套基本制度形式，使掌握权力的人担负起服务公民的责任，并抑制自身的利己冲动。公民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护，取决于政府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约束。

看上去每个国家的人民或统治者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制度的结构是由它要实现的目标规定的。民主制度要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方法，使方法对于目标而言必须是行之有效的，也就是对于控制权力而言必须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可行和可靠的方法，目标就要落空。方法的有效性既规定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治理结构，即民主的模式，也规定了专制的基本形式和治理结构，即专制的模式。

政党和候选人围绕权力竞争选票，它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为民主政治最初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选举的多数规则常常被理解为多数统治，而对后者的真实性的质疑长期以来就没有间断过，理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施加影响，进行操纵。但是，民主选举的根本重要性不在于实现多数统治，因为多数并不直接进行决策，而在于实现多数控制。选举既通过多数规则直接控制少数人的权力，也通过造成权力竞争的态势使竞争者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

对选举的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它是为了让贤能治理社会。其实，社会并不要求它的公职人员一定是最优秀的分子，但一定要是对社会和公众高度负责的人。民主社会的人民不依靠他们领导自己解决所有问题，只要求他们完成相应的职责就够了。选举也不是产生贤能最合适的方式，正如有人所说，政治家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总是向人民许诺在没有河流的地方架设桥梁。在电视传媒对选举施加了重大影响的时代，候选人的外表也成为争取选票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人们还是相信，获胜者不至于蠢笨，因为候选人必须面对公众，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一个不具备良好应变能力和一定智慧的人将无法通过公众挑剔的目光。

在公共事务中，民意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它是一种软约束，对于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它的约束仍然是真实而具体的。民意从形成到确认需要两个阶段，它形成于民众的自由表达，最后通过投票予以确认，获得多数票的意见就被视为民意。公民享有不受限制的观点和利益表达权，既是民意形成的前提，也是公民其他所有民主权利存在的前提。

民主肯定不是如一些人刻意强调的那样没有模式，没有特定内涵和外延。民主有它的清晰模式，有形式和质的规定，包括选举和权力竞争制度、保护言论自由的制度和利益代言人制度，它们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被证明对限制权力是足够有效的。正因为有民主模式存在，才使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有了明确的区别，根据它的模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世界上哪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哪些国家不是。无论是什么式样的民主，它们在选举、权力竞争、保护言论自由、利益团体代言人等方面都有基本的制度形式。



大众民主与代议民主

有制度模式的民主，而非任意为之的“民主”，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大众层面的民主，一是代言人层面的民主。大众民主的根本形式是全民普选，可称之为选举的民主，或者称参与的民主；代言人的民主是指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实现充分竞争，为大众提供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可称之为竞争的民主。选举和竞争是民主政体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维度。

虽然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社会的实际治理者总是少数人，但并不等于两种社会的少数人是同一个概念。民主制度下的掌权少数是指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公民中的少数，但他们是分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少数，也就是罗伯特·达尔所说那个“多重少数人”。他们是通过选举方式由其所代表的群体授权的，并受后者的制约。多重少数人之间的民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使不负责任的决策行为得以避免。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沉默是由于其利益代言人表达了他们的利益，更是由于他们随时可以行使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力，从另一方面看，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人与对政治事务保持适度冷淡的公民是成熟民主社会的标志。

专制社会中掌权的少数是铁板一块的少数，他们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人，由于不受民众约束和没有在法律意义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决策者很难克制自身利益并做到真正对大众负责。民众的沉默是因为他们的意见被压制，或者得不到表达的渠道。

承认代议民主含有精英民主的因素，不等于认同精英统治论，后者未能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观点，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服从的秩序绝对化。代议民主不存在绝对统治，也不存在绝对服从，代言人和委托人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在精英进行绝对统治的地方，既没有权利观，也没有恰当的义务观，具体而言，统治者没有义务，只有“恤民”的道德责任；人民没有权利，他们要依靠善政才能得到幸福，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安分”的义务。减免赋税，赈灾济民，修建公共设施，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在现代政府看来不过是自己的义务，无不成了统治者的善政，体现它“爱民之厚”。



国民素质不是制约民主的因素

胡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民主是简单、幼稚的政治制度，为人民没有民主经验的中国推行民主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但由于他立论的前提有问题，他的观点少了些说服力。因为事实上民主是一种复杂平衡且十分精致的制度安排，它既讲权力分立，又讲权力制衡，既讲多数优势，又要限制多数人的权力，既要使权力定期更替，又要保持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民主制度则简单得多，它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戏剧上演的人物和场景都是单一和固定的。但胡适的结论是正确的：即民主并不要求有高文化水平的人民，当时的中国就已具备了实行民主的条件。

要准确理解民主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就要准确把握民主的模式特征。两个层面的民主形式和制约权力的民主目标，是我们解答素质问题的钥匙。代议制民主使民主政治大大简化了，人民把立法权、决策权、各种国务活动交给他们的代表，自己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代表。民主对公民来说主要是选举，选举对公民来说是走向投票箱，每个公民都享有一人一票的同等投票权，他只要投上从技术角度看是可供统计的有效票（不是废票），也就完成了他的选择。

普选制本身就表明民主与“公民素质”问题关系不大，否则就无法实行普选，因为任何国家都有所谓低素质的公民。不仅如此，民主原则不允许一部分人凭着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其它特殊禀赋而拥有与众不同的政治权利。素质决定论本身已经走向了对民主的另一种理解。也没有证据断言，文化素质较高的公民能选出更合适的候选人，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公民则不能。选举的质量不是决定于选民的情况，而是决定于竞争的情况，有充分的竞争，就有高质量的选举。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各派都会推出自己最优秀的竞争者。

如果采用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形式，公民素质对政治质量的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公民直接就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进行决策时，决策的质量取决于公民对相关事实和知识的了解程度。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并不直接进行决策，因此只要对一些利益攸关的重大公共问题保持自己的立场就行了，而这些问题的原则性和利害关系能被公众广泛理解。代议制民主是由具有政治经验和相关的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决策和影响决策的，而这些人在一般社会中都是足够充分的。

民主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存在多元利益的代言人，准确地说，是多元利益的代言人能被国家机器允许存在，因为社会会自然地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益，每种利益都会自然地产生自己的代言人。

中国在1912年丧失了实现民主的良机，其原因不是如传统表述的，由于中国民众不具备民主所需要的素质。其时，党派竞争已经开始，选举已在全国进行，并有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大选。只要能够成功地把武力排除在政治之外，坚持运用法律解决政治争端，民主制度就能首先在少数人即各个党派的领导人中间有序地运转起来。但袁世凯使用阴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宋教仁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毁掉了刚搭建起来的十分脆弱的民主舞台。费正清评价这起影响重大的暗杀行为时说：“这表明了一个原理（统治者高踞于法律之上）和一个策略（遏制对手的最好办法是消灭他们的领袖），它们从此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



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

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在思考民主时，很容易出现片面性，即只看到大众层面上的民主，没有看到少数层面上的民主。那些坚持国民素质条件论的人思考的基本路径，是对比西方社会和文化特点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先入为主地假定，在民主政治出现之前一定要形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其民众普遍关心国家大事，能够发表成熟的政治见解。但这种假定在任何社会包括西方社会都是不能成立的。按照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中国实现民主要由改造国民性开始。

素质论者似乎从不去考虑自己的现实困难，就是他们如何判断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才算达到了民主的要求，也无法说出究竟谁才有资格和能力做出这个判断，更无法保证，是否只要一等到国民素质达到民主的要求，中国就可以立即完成转型。

其逻辑中的根本缺陷还在于颠倒了民主与国民素质的因果关系。国家机器可以制造出它所需要的民众。公民素质不高不是不实行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实行民主的理由，让公民尽快在民主中学习提升其身素质，从而提升民族的素质。

民主具有能提高国民素质的强大功效：通过民主实践，公民获得自我管理的政治经验，学会大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学会维护自身权利并尊重他人权利，学会恰当地运用自由并掌握自由的界限。公民从中体验到了自我对社会的价值，既有利于他们的生活自信，也有利于他们的道德自主。

把制度理解为社会进步的结果，不如把它理解为社会进步的条件。诚然，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在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制度演变过程，但制度模式一经形成，此后就是政治设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它不断被其他国家所模仿和移植，每一个国家也都可以利用它促进自己的进步。正如人类一旦完成了从猿猴到人的进化后，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一个新的生命只要经过十月怀胎就够了，不用再经历一次从猿到人的进化。

从清末宪政运动算起，中国经历了数次但无一成功的转型，这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过去的几十年中，民主在世界成功扩展其版图，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国家有坚定地追求民主的力量，并且掌权的少数公民能够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反民主的势力在那里有所减弱，人民的民主天性得到了展现的机会，而不是它们的公民素质出现了民主飞跃。

民主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为民主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基础性范例，使真诚的民主派政治家在设计民主制度时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的政治智慧和文明成果，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