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中国的经济成功也许很快会为其自身和我们带来麻烦

from 译言 by airyifan
译者：airyifan

【译者前言】这篇翻译我自己很满意，虽然有几处地方还值得商榷。原文的题目和简介很有煽动力，但是通篇看完之后，虽然译者并不完全同意其观点和立场，但是个人认为作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很客观的立场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比较深入，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很清晰，符合美国精英政治群体一贯的思维方式。这一篇原文后面的评论非常有意思，限于条件我就不列出来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也是构成美国网民主体的这一部分人，要比我们绝大多数网民的素质和认识都要深入一些，比较少激进的言辞。

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之前我在上一位北卡州大的老师的课的时候，讨论过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些观点。那个老师是华裔，因此比较能够理解双方的思维和差异。我个人希望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一代人，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都能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这篇译文可以此窥一斑。但是因为涉及到政治改革，如果管理员觉得不妥，这篇译文发布与否，处置权交由网站管理层决定。

中国的经济成功也许很快会给其自身和我们带来麻烦

中国的改革者寻求与经济成就相匹配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如果他们失败了，也许就是战争
Timothy Garton Ash于上海

2008年12月4日

   从中国人对世界其他地区遭遇的麻烦的反应中，不管是孟买的恐怖袭击还是席卷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衰退，我总能感受一些暗含的自鸣得意和些许能察觉得到傲慢态度。“如果这就是民主能够带给你的东西，也许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这样做。”这就是一位官方思想家总结的对发生在印度的暴行的反思。而且，如果西方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摆脱这场他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就必须让北京在国际机构拥有更多的权力。西方需要“中国的支持”的良好自我感觉混合着“悲剧不会发生在这里”的自负，他们可能会说为时过早。但如果是这样，这将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大问题。

   “上帝也疯狂”也许是用来描述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合适的词汇。自从邓小平开启了如今广为人熟知的“改革”时期，30年来，中国的平均增长率超过9％。正如我写到的，我可以看到上海商业区里被华丽的霓虹灯照亮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相形之下更对照出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商务区的低迷和萧条。

   黄浦江畔的超级品牌专卖店热闹而喧嚣，展示这旺盛的消费繁荣，年轻的中国人驻足在星巴克品味咖啡，拎着来自最时髦的西方品牌的购物袋。的确，上海这样的城市仅仅是广阔的落后农村的海洋中繁荣的都市孤岛，但这种增长也已经让超过3亿人彻底摆脱了贫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这样的态势，按照经济学家智库（伦敦经济学人集团——《经济学人》的出版商的商业信息部门）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与届时的美国和欧盟不相上下。当然，仅仅是如果。

北京大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众所周知的自由市场主义学者张维迎先生说，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是的，经济的要害和支柱部门仍然被那些巨型国有控股企业所掌控，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多的在世界的各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少数私人股东，和迫于市场的压力，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得像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商业公司。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们的方向是明确的。

   张维迎认为，今后30年内最需要的任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政治改革，首先是法治。这是我在过去两周，并在相当令人吃惊的地点听到了很多次的一个论点。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简朴的办公室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翻译各种官方著作和声明，从马克思、毛泽东到胡锦涛。其副主任，俞可平，著名政治学家和党的改革者，认为中国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他认为，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普通人第一次被赋予了求助法律反对政治权威的权利。即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必须遵守法律。国家也需要一个更加透明，更少腐败的政府；国家公务员需要更有效地解决其公民的需求（他积极的呼吁“一站式服务”）；中国也需要更多的民主，无论是在地方政府还是共产党内。列宁同志在他的坟墓里也要转身了。（列宁同志死人也要气活了？Comrade Lenin would be turning in his grave）

实践远远落后于这一理论。任何一个中国律师都可以告诉你该国距离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还有多远。其执政当局，虽然除了名字早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但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仍然是列宁主义者，即：毫不妥协地维护其垄断的政治权力。尽管如此，在政治改革的方向上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如果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我们意识到这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用我们能找到的所有手段鼓励它——从中国的改革者本身所确定的目标开始。而不是说：“不，不是这样子的，你们需要的是西式多党民主制”，我们应该说，“对呀，为了加强法治，我们这里有许多详细的切身经验可以帮助你们；为了建设更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这里的一些方法也许对你们有用。通过提供一套好的治理和法治的工具包，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利，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民主范本，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30年前，我们会说，列宁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就像如油炸冰淇淋。嗯，现在，事实就在我们眼前。经过30多年的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谁知道他们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彼岸？

   但是，中国体制面临许多的紧张局势而一路磕磕绊绊。公众抗议活动经常发生，有时会演变成暴力活动：最近示威者冲进了甘肃省党委的办公室。这还是在经济衰退开始发生影响之前。任何政治制度的检验是它如何经受艰难时期的考验。但是在中国，这一套体系在它产生的过去30年里，还没有经受过这种考验。

   与进一步开放的渐进改革相比有什么可选的替代方案？最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后共产主义世界。因为高涨的期望与低迷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冲突，面对日益不满，后共产主义统治者纷纷转向民族主义，以维护自己的权力。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很可能会在中国发生。即使在那些强烈批评现行体制的中国人中，也很少能发现对西藏或西北部新疆地区穆斯林族群的同情。如果这些少数族群重的某些绝望的成员在某个中国大城市采取激暴力活动，大多数人可能会做出程度远高于印度的激烈反应。

   在中国活跃的博客中民族主义者的网民在反西方的态度上远远比中国目前的统治者激进得多。如果在今后几年中，现行的制度是不能满足越来越高的期望——考虑到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出口的抵制，地方腐败，管理不善和缺乏民主控制——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诱惑将与日俱增，并导致一个更加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即使是北京和华盛顿最明智的领导人，面对未来十年全球的权力平衡，也很难避免冲突。星期一奥巴马在介绍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时，指出，“新兴强国拉紧了国际体系的紧张程度”。一名前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William Fallon，最近透露说，乔.W.布什领导下的五角大楼的一些人“警告我说，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因为我们迟早要再次与中国兵戎相见。”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负责中国政策的主要高级官员的谢淑丽（Susan Shirk，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于1971年得到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其后成后克林顿政府中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曾著《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提到美国人在看待中国时都会说：“中国脆弱？中国看上去不脆弱”但在中国，人们就会说“我们是超级大国？中国根本不是超级大国。”），在她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提到，美国的政策应优先考虑中国的对外行为，以避免长期的战争危险。.但是，中国的对外行为不可能脱离其内部动力。在这场未知的，渐进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无法承受不关注这一进展情况的后果，而且我们必须让他们成功。否则，我们将全部受到伤害（Shanghaied，这个词用得很巧妙，中英文的融合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