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生看中国:有民族感 比较闭锁治安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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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记者/王国平
　　“我喜欢的中国电影是《变脸》，我喜欢朱旭先生在电影中的表演。”

　　坐在面前的大洋平年轻帅气，装束新潮，当他说及朱旭先生是他喜欢的中国演员时，着实让《环球》杂志记者吃了一惊。

《变脸》是吴天明1995年导演的电影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江湖艺人跌宕的人生故事，在中国本土影响甚微；朱旭是人艺的老演员，演技精湛，最近在话剧《屠夫》中担纲重要角色，但似乎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认识。为此，《环球》杂志记者特地询问了几个在校大学生，有一个女生直接地反问：“拜托，你说的是周迅吧？”

　　大洋平是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国际政策文化学科3年级学生，他的一个社会职务是中日学生会议实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16日至8月24日，他率领22名会员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中方8所大学的21名学生就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就这次活动，《环球》杂志进行了独家的全程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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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生眼中的中国

　　按照会议议程，在来中国之前，日本学生就“中国在日本大学生心目中的印象”展开了调查。尽管调查的组织者、庆应大学商学系商学专业3年级学生稻田怜向《环球》杂志记者解释说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只有80人，所以不具有权威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出日本大学生眼中的中国是一番怎样的面貌。

　　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大学生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国情和内政。在他们印象中，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其中农民占有很大的比例，拥有很多的民族，有憨厚、可爱的熊猫，有和日本银座一样繁华的王府井，2008年将举办奥运会，是一个自行车王国。而且他们还感觉到，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但在现代化的国际背景下，这些传统正在逐渐改变”。

　　在日本大学商学部商学科4年级学生阿久津俊介看来，今天的中国让谁都无法忽视。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日本也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如果忽视中国的存在，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日本应该调整紧跟美国的政策，加强和中国、韩国的关系，共同振兴亚洲。

　　大洋平则认为现在的中国同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中国正在广泛、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他觉得现在的中国让世界充满了惊喜，也充满了疑惑，不知道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不过，在判断中国正在“急速发展”，并且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市场中心的同时，也有学生质疑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泡沫，而且开放程度还不够，“感觉有些闭锁”，“治安较坏”，“内政进展得不是很顺利”，“对于国内问题、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比起发达国家有些落后”……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很大”。

　　关于这一点，《环球》杂志记者在阿久津俊介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主修经济的他比较关心中国的均衡发展，他发现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两极分化”。

　　另外，日本大学生对中国人的印象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判断。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人有着强烈的自我主张，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尊感，注重朋友情谊；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普遍比较迟钝，“不怎么随机应变”，“我行我素，不听别人的意见”，并且抱有贪欲，注重面子，容易生气，脾气倔强，好像很难接触，“一个人一个人分开来说不定是好人，但是聚在一起就会变得很麻烦”。

　　而且，他们感觉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对日本不抱有好的印象，对日本怀有敌意，“中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日本是一个很残忍的国家”。

　　不过，参加调查的日本大学生普遍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在他们印象中，中国有漂亮、性感的旗袍，有精湛的中医技术，特别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央大学经济系公共经济专业3年级学生大竹惠就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她喜欢读鲁迅的小说，并且拜读过孟子、孔子的著作。

　　已经来中国4次的阿久津俊介对中国美食赞誉有加，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向《环球》杂志记者悉数他喜欢疙瘩汤、刀削面、中国鱼汤……他开玩笑说上次来中国参加中日学生会议，几天的时间体重就增了4公斤，这一次决定向5公斤的目标迈进。即将毕业的他已经在日本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银行在中国设有办事处，他准备努力学习汉语和公司的经营知识，争取机会来中国工作。“如果缘分到了，我还很想娶一个中国太太。”

　　采访过程中，大洋平和大竹惠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章子怡和电影《和你在一起》(日语翻译为《北京小提琴》)。大洋平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章子怡经常登上日本杂志的封面，电视上也有她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有些众星捧月的意思，章子怡走着，旁边有很多的欧美模特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她。大竹惠更是欢呼说自己也好羡慕章子怡，“她长得非常漂亮”。两位还一致认为《和你在一起》反映的父子情感真挚动人，是一部很优秀的电影。

　　但是，几位接受采访的日本大学生都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他们属于“哈中族”，而身边的同学、朋友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大洋平把原因归咎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地西洋化，所以欧美文化在日本比较流行，只有论及亚洲文化的时候，才会想起中国。不过最近由于韩国电视剧在日本受到广泛追捧，使得日本人慢慢地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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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的隔阂依然很大”

　　在论及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词恐怕是“一衣带水”。但是地理、年龄的亲近并不等于思想、观念上的亲近，中日学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在中日友好小组讨论会上，中方学生代表先阐述立场，其中就提到日本政府对于自己的侵略行为缺乏真诚的道歉。这个时候，日方学生立即搬出资料，给予反驳，理由是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经在1995年发表了讲话，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向中国表示了道歉，至今日本政府也坚持这一基本立场。而中方学生认为日本政府的道歉缺乏足够的诚意，并且言行不一，“继续做了很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8月19日，中日学生一道奔赴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事后，大竹惠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虽然在日本也学过这些内容，但这是第一次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了解。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这段历史，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谢谢！”不过同时她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二战时期日本也是受害国。”

　　在讨论会上，日方学生代表对于这一次的参观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向中方学生频频发问：

　　这个纪念馆为什么只反映过去的战争，而对今天的日本和日本的正面形象没有涉及？

　　纪念馆有很多的中国小孩子在参观，这些小朋友在没有基本判断力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教育会不会对日本产生不良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教育是不是有些过度？

　　纪念馆的标识内容大多是中文，而没有外文，是不是说这个纪念馆就只给中国人参观？

　　另外，为什么要叫“抗日战争纪念馆”，而不是别的？

　　中方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的解释。他们表示，这座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而建立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叫“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纪念馆比较集中反映了这一场战争的过程，日本正面形象的宣传不是这座纪念馆应该承担的功能，而在中国的其他博物馆，有很多的内容就与今天的日本有关。

　　对于历史教育问题，中方学生认为历史不能忘记，而且中国的历史教育根本不是反日教育，也并没有过度。

　　至于标识上只有中文没有外文的现象，中方学生坦言这是中国市政建设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某些公共场所缺乏对这些细节的考虑，并不是仅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学生的态度趋于一致，就是反对小泉首相参拜。有的学生进一步表示事实应该得到承认，日本政府需要真诚地谢罪，在战争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毒气问题上拿出足够的诚意，加以彻底解决。

　　大竹惠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要实现这些，日本人必须改变对历史意识淡薄的传统，而要更加重视历史。接受问卷调查的日本学生则希望中方也能作出一些让步，“历史事实不应该忘记，应该牢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去认识一些好的方面的事情，那么就会变得是一种极端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多角度的视点去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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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真好”

　　在8月22日举行的报告会上，中日学生用汉语、日语一同演唱了刘若英的《后来》。稻田怜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后来》在日本很受欢迎，并且“后来”翻译成日文就是“未来”。

　　演唱的时候，大竹惠担纲了部分独唱，好好地“秀”了一把自己的中文，赢得满堂喝彩。不过动身来中国之前，20岁的她有些犹豫，担心在中日关系的敏感时刻，到中国会不会遭到“群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瑜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忧虑。2005年2月，14名中国学生远赴日本参加了第23届中日学生会议，张瑜就在其中，在后来的一篇文字中，她写道：“去日本之前，不免对这次东京之行有些担心，担心日本人是否欢迎我们中国人呢，要如何同他们相处呢等等。”

　　但是事实告诉她们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彼此来往的目的是交流，是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所以“一下飞机就感到非常的亲切”。

　　与张瑜一同前往的南开大学留学生东美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她感觉自己的回国之行“既可以说成‘既在日本也在中国’，也可以说成‘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国’，总之是‘两国交汇的地方’”。

　　面对面的交流很显著地消除了一些误解。大洋平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以前在他的印象中，中国人有些感情用事，容易生气暴怒，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

　　“小中国通” 阿久津俊介对中国人的良好印象又提升了一步：“我尊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日本人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总是担心说错什么，所以就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隐藏起来。中国学生亲切、热情、温柔，可以进行朋友式的对话和交流。”

　　双方学生一致认为，正是由于中日之间存在很多的摩擦，相互之间的交流才显得更加的重要。存在问题，而不去交流，就永远是问题。本次会议中方组委会委员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3年级学生杨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即使是两个中国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可能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所以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日两国学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可以理解，关键是要有机会让双方了解这些分歧，并且在尊重分歧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不过，这样的交流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在日中文化交流财团的支持下，中日学生会议实行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交流活动的进行，但是中方一直没有这样的组织，基本上是在“打游击战”。

　　有固定的组织，也就意味着资金运作的困难。杨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这次会议举办之前，她和其他志愿者与一些企业进行了接触，有赞助意向的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冠名“××杯”，这让杨洁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交流活动，商业味太浓了不好”。

　　参加这次活动的日本学生的大部分费用由日中文化交流财团提供，而中方学生需要交纳300元的会务费，并且不提供住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党支部书记刘金兰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学校已经基本决定成立一个与中日关系有关的社团组织，具体负责双方会议的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