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啦！《像糟糕的小说一样Wie in schlechten Romanen》

青城

来源：>>Erzaehlungen<< 作者：Heinrich Boell 书号：ISBN Daenemark 87-11-09164-9
谢谢j，这本书借给我两年多了，里面都是这种郁闷的故事。这篇是2008年4月到5月，翻译于埃森和科隆之间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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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了Z[1]夫妇来吃晚饭。能认识他们这种好人，还得归功于我岳父。自从我结婚以后，他老人家就致力于给我介绍对公司有益的各色人等，比如像Z。他是一个代理机构的头儿，能签出大笔的建筑合同。而我是和一家建筑公司结了婚的。

我对这顿晚饭感到相当的紧张，不过妻子Bertha安慰我：“这种事，”她说，“等到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只要谈到合同的时候当心点就是了，你也知道，明天就拍板，谁拿这个项目。”

我站在门帘后面等着Z，抽烟，踩灭烟头，再把擦鞋垫拨到上面盖好。一会儿，我又站到浴室的窗前，想着Z为什么要答应我们，他不可能对跟我们共进晚餐有什么兴致。我想着，明天就要决定谁接到这个大工程——这我之前也明白——这事儿肯定也困扰他，就跟困扰我一样。
我还想着那个合同：那真是笔大生意。拿到的话，我能赚20000马克，而且我也想要这个钱。

Bertha帮我挑了正装：暗色外套，浅一点儿的西裤。领带的颜色则是中性的。
这些事，她在娘家就学了，还有修女主持的女校里。她还学怎么招待客人：什么时候该倒白兰地[2]，什么时候该倒味美思酒[3]，怎么摆餐后点心。一个清楚这种细节的妻子真叫人安心。
不过Bertha也紧张：她把手放到我肩上的时候碰到了我的脖子，我感觉她的手又湿又冷。
“一切很好，”她说，“你会拿到这个合同的。”
“上帝啊，”我说，“这可是我们的20000马克。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多有用。”“谈钱的时候，”她说，“最好别把上帝挂在嘴上！”

一辆深色轿车停在我们房前，厂牌我不认得，不过看起来像意大利的。“慢。”Bertha轻声说，“等着，等到他们按了门铃，再让他们站两三秒，然后慢慢走过去开门。”
我看着Z先生和Z夫人走上台阶。他是个细高个，头发有点儿发灰，放在三十年前，就是那种被叫做“大众情人[4]”的人。Z夫人是个黄瘦女人，我看到她就忍不住想到柠檬。
Z夫妇的表情告诉我，跟我吃饭实在无趣至极。他们摁了铃，我等了一秒，等了两秒，慢慢走过去，开门。
“啊，”我说，“太好了，您们都到了。”

我们端着白兰地在家里转了转，因为Z夫妇想参观一下。Bertha留在厨房，把小面包的最后一道工序做完。
Z夫妇喜欢我们的屋子。他们看到我书房里的大书桌的时候笑了笑，这一瞬间，我也觉得它是有点儿大。
Z夫妇称赞了我们一架洛可可风格的小柜子，那是我们结婚时候祖母传给我的。他们也称赞了我们卧室里的一尊巴洛克时期的圣母像。
回到餐厅的时候，晚餐已经摆好在桌上了。Bertha做得那么漂亮，又非常得体——这真是顿舒服的晚饭。我们谈电影、谈书、谈上一次大选，Z称赞各种各样的奶酪，而Z夫人称赞咖啡和蛋糕。接着我们给Z夫妇看结婚旅行时候的照片：大西洋在法国的沿岸、西班牙，还有卡萨布兰卡的街景。
我们这次又喝了白兰地。我站起来想拿订婚时的相册，Bertha给了我个暗示，于是我就没拿相册。没话题了，有两分钟非常安静。我们都想到了合同，我想的是那20000马克。Z看看表，说：“真遗憾，十点了。我们得走了。真是个愉快的晚上。”Z夫人说：“实在太美好了。我希望您们以后也能来访。”
“我们很乐意。”Bertha说。我们又站了半分钟，又都想到了合同。我有一种感觉，Z在等着我去和他提这个事，但是我没有。Z吻了Bertha的手，我走上前去开门，帮Z夫人上了车。

“为什么，”Bertha温柔地问，“你没和他说合同的事？你明明知道，明天就决定谁接单的。”
“上帝啊，”我说，“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引过去。”
“拜托，”她温柔地说，“你得用随便什么理由把他邀到书房去，和他在那儿谈。你明明注意到，他对艺术多么有兴趣。你就该这么说：‘我在那儿还有一个十八世纪的十字架挂链，您也许有兴趣去看看。然后——’”
我沉默了。她叹着气进了厨房，我跟了进去。我们把剩下的面包放进冰箱，我帮她做杂务。我拿走白兰地，数了数烟：Z只点了一根。我站着又吃了块蛋糕，看了一眼罐里还有没有咖啡。当我再回到厨房的时候，Bertha手里拿着车钥匙站在那。
“怎么了？”我问。
“我们当然要去。”她说。
“去哪？”
“快十点半了。”
“要是到了午夜，”Bertha说，“我只知道，那就是20000马克。不要以为他们那么敏感。”
她去了浴室，我站在背后看她把口红擦掉，重新画了唇线。我第一次发现，这张嘴有多么宽，多么孩子气。她给我围上领带的时候，我本可以像从前一样亲她，可是我没有。

城里的咖啡厅和餐馆灯火通明，人们露天坐着。Bertha给了我一个眼神来为我打气。但是当我们停在Z家门前时，她留在车里。我急急去按了铃，惊觉门开得如此之快。Z夫人看到我并不吃惊，她穿了居家便服和长裤，黑底黄花，我比之前更甚地联想到柠檬。
“对不起，”我说，“我想和您丈夫谈谈。”
“他还在外面，”她说，“半小时后回来。”
我看见Z夫人身后有许多圣母像，哥特风格的、巴洛克风格的，也有洛可可式的，而且尤其多。
“好，”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半小时后回来。”

Bertha买了份晚报，抽着烟在看。我在她旁边坐下的时候，她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和Z夫人谈谈。”
“你怎么知道Z不在？”
“因为我知道，他每周三晚上这个时候都在俱乐部下象棋。”
“你可以告诉我的。”
“听我说，”Bertha放下晚报说，“我是想帮你的，我想你自己做好这些事。本来我们也可以给爸爸打电话，然后他只要再打一个电话，就什么都帮你弄好了。可是我就是想要你自己拿到这个合同。”
“很好，”我说，“所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半小时，还是我们马上‘过去和她谈谈’？”
“我们最好马上‘过去’。”Bertha说。于是我们下了车，一起走上台阶。
“生活就在于谈判，”Bertha说，“而且要和别人打交道才能谈得起来。”

就像刚才看见我一个人的时候一样，Z夫人并没有太多的惊讶。她和我们问了好，然后我们跟着她进了她丈夫的书房。Z夫人拿着白兰地瓶子，倒上，在我还没来得及提合同的时候，把一个黄色文件夹推到我面前。我见上面“松柏家园工程”的字样，迷惑地看着Z夫人，看着Bertha，她们俩却都微笑着。Z夫人说：“请打开文件夹。”于是我打开。里面还有另一个小一点的玫瑰红文件夹，上面写着“松柏家园工程——挖掘”。我又打开这个文件夹，看见我的报价单放在最上面。页眉的地方用红笔批着：“最低价！”
我察觉到自己涨红了脸，心里怦怦地跳，想着那20000马克。
“上帝啊。”我合上文件夹轻声说。这次Bertha忘了提醒我关于上帝的失言。
“那么，”Z夫人微笑着说，“干杯。”
我们喝了酒，然后我站起来说：“虽然可能不太礼貌，但是您应该能体谅我：我想回家了。”
“我非常体谅您，”Z夫人说，“只是还有一件小事。”她拿起文件夹扫了一眼说：“您每立方米的报价比第二低的人要少三十芬尼。我建议，您还可以把价格提高十五芬尼，这样您报的还是最低价，但是能多赚四千五百马克。行，您就这么办吧！”Bertha从她的手袋里取出钢笔给我，可我紧张得没法写字。我把文件夹递给Bertha，看着她的手平稳地把单价改了，重新写好总价，再把文件夹还给Z夫人。
“那么现在，”Z夫人说，“还有一件小事。请您拿出支票簿，开一张三千马克的支票。”
她是对我说的，不过Bertha立刻从手袋里拿出我们的支票簿，签了支票。
“这不合算。[5]”我小声说。
“工程完全确定以后，您会先拿到一些预付款，那时候您就合算了。”

也许我当时根本没明白。我们走下台阶的时候，Bertha说我们运气真好，我没说话。
Bertha开车走了另一条路，我们穿过寂静的街区，光从窗户透出来，人们露天坐着品酒。这是个明亮而温暖的夜。
“那支票是给Z的？”我轻声问了一句。Bertha也轻声回答道：“当然了。”我瞥见Bertha晒黑的小手握着方向盘，平静而稳定。那双手签支票，也做小面包。我一边想，一边往上看，看见她的嘴唇。眼下我没有兴致去吻她。
当晚我没有帮着Bertha停车，也没有再去厨房帮忙，而是拿了杯白兰地，走进书房，坐在那张过大的书桌旁，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进了卧室，看见那尊巴洛克圣母像，这时我已经忘了刚才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拿起电话，毫不吃惊地听到Z的声音。
“您的夫人，”他说，“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她把每立方米的单价提了不止十五芬尼，而是二十五芬尼。”
我镇定地想了一下，然后说：“没错，我们商量好的。”
他沉默，然后微笑着说：“您们之前已经把各种情况都谈过了？”
“没错。”我说。
“很好。那您还要开一张一千马克的支票。”
“五百。”我说。我想着：这真是像那种糟糕的小说情节——它就是。
“八百。”他说，而我微笑着说：“七百。”即便我没有经验，也知道他要说七百五了。趁着他还没说出来，我叫了一声：“就这样。”挂断了电话。

我走下台阶，把支票递给车里的Z先生的时候，都还没到午夜。他单独来的。我把支票递给他的时候，他笑了。我慢慢走进家门，没看到Bertha。我走进书房的时候没看到她，我又下楼去冰箱拿牛奶，还是没看到她。我知道她怎么想：“他必须过这一关，而我必须让他自己去办，他得理解这一点。”可我不理解，这事儿根本没法理解。

注：
[1]Z原文为Zumpens
[2]原文Kognak，法国“干邑”地区的白兰地
[3]原文Wermut，味美思，德国加味葡萄酒
[4]原文Schwerenoeter
[5]原文 Er wird gar nicht gedeckt s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