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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女孩的日记，一个让人遐想的美丽童话

作者：李作明 王永琴

2002 年1月，法国《解放报》用两个整版刊载了该报驻京记者韩石先生撰写的文章，讲述了中国宁夏农村女孩马燕在失学边缘挣扎的悲情故事，同时还摘录了她渴望读书的十几篇日记。这篇报道旋即在法国引起了轰动。为此报社特意将韩石从北京请回，与近千名热心读者见面。其间，一个女孩交给韩石一张纸条：“我在读中国马燕的故事之前，并不喜欢上学。今天，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感谢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巴黎的一些市民主动找到报社，为马燕捐款。爱的暖流不断涌向西部高原的这位中国少女。2002年8月，法国拉姆塞出版社正式出版由韩石整理的《马燕日记》。该书一度冲上亚马逊法文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很快，它的影响开始波及欧洲的多个国家。2003年初，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日语，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关于这本书，瑞士的《时代日报》这样形容：“一个让人遐想的美丽童话故事。”法国《人道报》这样定位：“应该给所有不喜欢上学的孩子读这本书。”《法国少年时事日报》公布：“中国马燕，读者选出的本年度少年。”2003年9月，《马燕日记》中文版回到了中国。

展读《马燕日记》，一位中国少女为争取读书机会与生存环境苦苦挣扎的画面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妈妈，我不想回家。我想一直呆在校园那该多好啊！”

1999年5月，连续几天的沙尘暴将宁夏同心县预望乡张家树村淹没在一片茫茫尘海中，这里早在1972年就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这天早晨，12 岁女孩马燕在拥挤的黄土沟壑之间顶着沙尘向前攀行，为家里的一头小羊羔寻找嫩草。几天前，她无法交上这一学期的42元学杂费，面临失学的困境，妈妈对她说：“家里实在没有钱了，爸爸在外打工，至今也没能邮回钱来。你就在家喂那头小羊羔吧，等把它喂肥了，卖了钱，你再去上学。”

在喂养羊羔不能上学的时候，记日记成了热爱学习的马燕唯一的精神寄托——

“春天到了，我的家乡不像课本上说的那样山水都绿了，我们只有风沙和很少又很小的小草。每一天，我都在盼着小羊羔快快地长，然后卖上钱，我就有了学费，那样我就可以回到学校里。在教室里是多么好。因此我也盼着地上的小草也快快长大，因为只有它们长大，羊羔才能长大……”

“今天早上小羊羔又叫了，天还没有亮，我就知道它又饿了。这时我没有用妈妈叫，我就起来穿上衣服，把昨天剩下的一点草喂给它，它吃得很快，还又抬起头来看看我，它不会说话，样子大概是感动吧。我也很感动。我就摸了摸它的头说，我先去给你找草，回来再吃饭。我马上就上山了……”

要在这片几近不毛之地寻找到养肥羊羔的嫩草，又是多么的不易！每一天，马燕在一个又一个发现的惊喜中用嫩小的手指拔掉嫩小的野草，等到很不容易地将它们装满草袋的时候，她就兴冲冲地跑回家，抱起那头小羊羔，一棵一棵喂给它。每一次，盼望着它快快长大的马燕总忘不了祈祷：“小羊羔，快快长大吧……”

二十几天后，马燕终于把小羊羔喂得肥肥的了。一个满身膻味的羊羔贩子用13元钱换走了它。13元，还是不够学费。妈妈就说：“我去给你借。”

几天后，马燕又能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徒步到离家15公里远的小学上学了。

“今天中午11点放学回家，我们男女一共七个人，马月花和马娟都坐车回去了，剩下我们五个只好走着回去。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有很深的土沟，很陡的土山，还有的时候，路上有小愉(偷)要钱……”

“今天下午放学回来。饭吃了，妈妈就喊我俩去山坡上转(运)麦。我实在是走不动，可妈妈又说非去不可。妈妈把那么多的荞麦拔了，我们连转也不转，那怎么行呢？妈妈还是为了我们的吃穿才这样做的。妈妈喊我俩，也有喊的原因。因为她把那么多的荞麦拔了，我们做一点也是应该的，不然怎么对得住妈妈的劳动呢！妈妈这样做，还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再不要像她们这一辈子，苦了又苦，才有点吃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能过上好生活，再不要像她们。”

“今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一会吃这个，一会吃那个，而我却眼看着没法买东西。妈妈为了让我上学，连自己的病都不看了，我和两个弟弟上学一花就是几十元。这钱是从那(哪)里来的？一定是靠着辛苦和汗水争(挣)来的。”……

第二年，家里的情况变得更糟。爸爸去山西打工一年下来没有带回几元钱，因为包工头在年终突然卷款而逃。焦急之中，妈妈感到无力再让三个孩子同时读书，便想让马燕辍学。

2000年5月2日，是马燕最痛苦的一天。这天晚上，她在一张新品种大豆的说明书背面就像平时写日记一样给母亲写下了一封信，只不过这封信还有个题目“我想读书”——“这回我们放了一周假，妈妈对我说，‘孩子，妈妈想对你说一件事。’我就说妈妈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别憋在心里，憋在心里会难受的。妈妈说，这怕是你最后一次上学了。我就睁大眼睛望着妈妈，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现在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老农民种田都要有知识，没有知识种下的粮食是没有收获的。妈妈接着说，你们姐弟三个上学，你爸爸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是顾不过来啊！那我两个弟弟呢？妈妈说你两个弟弟还必须念书。我就问妈妈为什么男孩能念书，女孩就不能念书呢？妈妈就说你还小，不懂这些，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今天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公(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里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家里却没有钱。我想上学。妈妈，我不想回家。我想一直呆在校园那该多好啊！马燕 2000年5月2日。”

两天后，马燕涨红着脸把这封信交给了妈妈。不用看信，妈妈已经猜透了女儿的心思，她说：“妈妈没有读过一天书，根本不认识这些字。”马燕说：“那就让弟弟读给你听吧。”……

妈妈没有让弟弟把信读给自己听，穷苦不堪的艰辛劳作已让她无暇顾及这封信了。五一假期过后，马燕只好和母亲一起在家里劳动。马燕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回想起几年的小学生活，所有的欢乐和梦想都留在几本日记中了。可惜其中有两本已经被爸爸当了卷旱烟的烟纸。这天，她拿着这两本日记对妈妈说：“这些日记也给你，有时间也让弟弟读给你听。”

20多天后，学校里的马老师找到马燕的母亲。他说：“不让这孩子读书，太可惜了。”马燕终于又回到了校园。而到了这年秋天，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她读书了。这时，马燕就把另外的两本日记交给了爸爸和妈妈，爸爸识得一些字，还没有读完，就落下了眼泪。最后的结果是，父母四处借钱，让这个爱读书的女儿再读一年书，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

“他们看了我的日记吗？他们会怎么想呢？”

2001年4月，在马燕即将读完小学的时候。遥远的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一次中国西部风情摄影展，宁夏摄影家王征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品中沙尘笼罩着的预望乡，几近干涸的枯井和西部人顽强的生命力给了观展者内心极大的震动。这当中就有法国记者韩石先生，一个月后，在中国助手何岩萍的帮助下，韩石一行经过几天辗转，终于来到了预望乡。这天下午，一行人走进最后一个村子、马燕家所在的张家树村。马燕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况：

“昨天晚上，妈妈告诉我，村干部召集村里人开了个会，说第二天有外国人要上咱们村来，要大家说点好听的话，说咱这里的女孩男孩都有学上，生活已经脱贫了。今天，妈妈从外面拾发菜回来，正好听见村里人在对外国人说一些不真实的话。妈妈当时气极了，想着爱读书的我就剩下两个月的读书机会了。她不知哪来的勇气，一路跑回家里，翻出了我给她写的信和三本日记。妈妈哭着把这些东西塞给和外国叔叔一起来的那个中国阿姨，她说：“把这些给你们，都是我女儿写的，那才全是真话！”现在不知外国人还在不在乡里，他们看了我的日记吗？他们会怎么想呢？”

几天后，韩石回到了北京，助手首先翻译了马燕的信。韩石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字里行间一个西部女孩对读书的渴望、对贫穷命运的无奈撞击着他的思绪…他迫不及待地对何岩萍说：“你把那些日记再翻译出来。”这样，一个在失学边缘苦苦挣扎的西部女孩的生活记录开始一点点展现在这位外国记者的眼前——

“今天晌午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天气很冷，还夹着小雨，我们宿舍里的几个女生，都要坐车走，只有我和弟弟还有另外一个宿舍里的女生没钱坐车，我们就搭了个伙一起走。走到一条深沟里，我们被水堵住了，我弟弟彩(踩)在一块大石头上，跳过沟里的水之后，又把我拉了过去。我又把那个女生拉了过去。我们终于上了沟，脱险了。2000年 9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放学后，我们三个去赶集，我看见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有的没有脚，甚至还有瞎子。我以前想在学校里没法生活下去，今天看到这个瞎子，他都能生活下去，难道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吗？我一定要坚强起来。2000年10月23日 星期一。”

“今天早晨，天气好晴朗，不一会儿就下起雪来。风儿一吹，那雪片就在空中飘飘悠悠地飞起来。看到那雪花，我就想起奶奶说过的一句话。(农历)十月一二下雪，明年的小麦就有很大的丰收。于是我就非常希望下雪，下厚厚的雪，大家也就有水喝了，再也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了。”

“今天下午我们走的时候，弟弟就提起星期五放学被几个孩子截住要钱的事来。爸爸和妈妈听了后，妈妈就叫爸爸送我们去。爸爸就把我俩的干粮背上，弟弟把我俩的书包背上，我就把弟弟的衣服和鞋背上，我们就出发了。上了塬头，爸爸的耳朵冻得通红。我没有管。又走了一会儿，我看见爸爸那一步一步的脚步声和爸爸皮鞋上的雪，我就想起我的成绩来，我怎么能对得住爸爸送我的路程呢？爸爸怕我和弟在路上受欺负。我以后要考上大学，找个工作，好让爸爸妈妈下半辈子过上个幸福的日子。2000年 11月19日 星期日。”

“爸爸、妈妈，对不起，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对不起呢？因为今天下午……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上一周我们测验了一下，有的同学还可以，大多数学生差着呢！住校生，你们一周就拿一包馒头和半袋米，连馒头和米都对不起。我这高贵的头就抬不起来了，因为考试成绩还没有到第二名，你说我这头能抬起来吗？是抬不起的。不过我有信心，到期末考试，我一定能拿下好成绩。2000年11月28日 星期三。”

这些刚刚翻译出来的日记，给了韩石极大的震撼。一个在苦难中善良、坚强而执著的中国女孩感动了他。他说：“我要再去宁夏，找到马燕这个女孩！”

2001年5月，韩石在助手何岩萍、摄影家王征的陪同下又重新返回到宁夏。

“我知道了：世界的人都是那么善良。”

在预望乡张家树村，韩石首先见到了马燕的父亲和刚从100多公里外拾发菜回来的母亲白菊花，她要靠这点收入偿还女儿读书所欠下的外债，当时马燕上学去了还没有回家。

“今天上午正在上课的时候，爸爸突然来了，他告诉我上回来我们村的外国叔叔专门来看我来了。激动的爸爸叫了一辆拖拉机接我回家。很快，我见到了韩石叔叔。韩叔叔的助手何岩萍阿姨翻译他的话说：“你的日记非常感人，你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善良而坚强的中国女孩。我会帮助你把书继续读下去。”听了这话，泪水在我的脸上不住地流，我真的能继续上学吗？”

第二天临走时，韩石将1000元钱交给马燕的父母。他说：“马燕今后读书需要钱，请给我们写信。”在弥漫着沙尘的上午，韩石一行人告别了这个西部小村。在村头，马燕流着泪一直远远地向他们挥手……

马家受助1000元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里村外，随即，债主亲戚们蜂拥而至。这样，1000元也就只剩下了不到500元，但这些已足够马燕继续读书的费用了。2001年9月，马燕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预望乡中学。马燕是幸运的，因为有了那笔赞助，她成为这个村的第一位女中学生。这时，马燕每天的日记更为动情。

“妈妈总对我说，一定要替韩石叔叔、何岩萍阿姨争口气，加油好好学习，让别人再也不要像看你爸爸那样看你了。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我心里。星期六，我也去抓发菜，坐在车上，车上的人非常多，一个车上坐着三十七八个人，去了两辆车。我在中间，把我挤得撤不出腿来。有一位和何阿姨一样菩萨心肠的好阿姨，她怕我挤坏了，就往外钻，一不小心摔在了地上。摔下去之后，好好的，什么都没摔坏。这还是上天有眼，上天还是一个公道的人物吧！

“今天韩石叔叔、何岩萍叔阿姨转来了法国记者米谢尔·费杜西的来信，她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的女孩，聪明，有理想。她说虽然不认识我但她非常高兴帮助我实现梦想。我心里真的感动，法国那么遥远，我向老师借了世界地图，找了好久，才找到法国，我想那里就是米谢尔阿姨的祖国和家乡。她说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有幸读书。她还说会有一天来中国看我，我真的感到幸福。她让我知道了：世界的人都是那么善良。”

“今天韩叔叔、何阿姨又转来了巴黎一对夫妻的来信，他们的名字是贝尔纳和尼科尔·科拉金格，他们曾经两次来过中国，去过北京、上海、桂林。也要帮助我读书，并说让我勇敢面对，我通过何阿姨回信说：我有信心……现在要帮助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得到这些好心外国人的照片，把它们都贴在家里的墙上，对我也是个鼓励。我一定好好学习。”

“今天，马校长在会上说：由于马燕的故事让不少孩子都受到了照顾和资助，更多的学生也喜欢学习马燕天天写日记了。我心中很自豪，但也有压力了，怕学习不好，别人会笑话。因此，我要更加努力了。”

《马燕日记》在法国出版后，巴黎专门成立了一个“为了宁夏孩子协会”，马燕的许多伙伴都得到了资助重返校园，到2003年10月，宁夏同心县预望乡已有70多个孩子得到了这个协会的资助。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也有所转变，送女孩上学读书的人迅速增加，仅马燕就读的中学，女生就由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如今，马燕可以分别从“基金”和版税中得到每月500元的资助，足够她和两个弟弟的学费，家里还买了一头驴，添置了彩电，粉刷了房子。马燕的稿酬按法国相关法律将在 18岁以后才能获得，而目前，她已经捐出其中的三分之二，用来资助乡里的同学们，已经帮助63个孩子重回校园。

2003年9月，《马燕日记》中文版首发式在北京官园举行，马燕在母亲的陪伴下辗转来到北京。负责出版此书的华夏出版社王一方副总编说：“或许会有人说，它的畅销是因为在向外国人展览苦难。其实，展览苦难只是表象，真正展览的是苦难背后人性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意识到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在发布仪式上，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几个学生围着马燕，要她签名。马燕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工工整整写下同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2-17 at 1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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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解放报》的韩石,有28年的新闻经历，在南非、以色列等地做过特派记者。

      2002年1月14日，韩石  (Pierre Haski)的报道《我要上学》在《解放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第二天就有许多信件涌进韩石的电子信箱。3天后拉姆赛出版社的让·克洛德·加维塞维奇把电话打到韩石在北京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出版马燕的日记。他的25年历史的小规模出版社出版过《密特朗夫人回忆录》。

     文章发表后，巴黎的一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捐助了马燕，还给马燕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及你全家，并且希望你能继续就学。   
在法国，至少要到16岁，我们才有权开始工作，所以我们很同情你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帮   
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并希望你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将来有个光明的前途，以至你能帮助解   
决你家庭的困难和需要。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希望能给我们来信。”第一个寄来捐款的   
是《ELLE》杂志的女记者米歇尔费多西。她寄了500欧元。2002年7月，米歇尔费多西也来   
到中国，去了张家树，见了马燕。她的报道重心是西海固大量失学的女孩子。

韩石用寄自欧洲的捐款成立了一个协会，名字是“宁夏的孩子”。“宁夏的孩子”帮助了   
几十个予旺的孩子，只有两个是男孩子，其余都是女孩子。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1-20 at 1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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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tor注:以下内容为韩石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的部分谈话, 全部节目内容参见
http://www.cctv.com/news/society/20031003/100295_1.shtml
关于马燕的故事, 她的书, 值得中国人, 尤其是享受着义务教育,素质教育乃至精英教育的年轻中国人看一看. 法国出过雨果这样的伟人, 今天韩石又让我看到了马燕身上以及关心她的人们身上发射出的人性的光辉.  
      
        很高兴这本书又回到了中国，是第一次出版，首先是在法国出版，现在中国人也能够有机会来读这本中文版，我感到很高兴，最好的读者我希望是城市的孩子。同样跟马燕同龄的，他们对农村的条件不了解，因为离他们的环境太遥远，离北京离上海太遥远了，我希望这样的青少年来分享，跟马燕来感觉他的命运，感觉他的思想感情来共享。
         这一本书目标现在是帮助更多大家来团结，帮助同样困境里面的孩子。
         (第一次见到马燕后) 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翻译了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里面的内容，戏剧性的内容，在文字里面透射出来。我受到了两点冲击，一个是那么多的痛苦他所经历的，一直到现在，饥饿以及漫长的步行到学校，这是一点。另外我很着迷她的意志力，她的愿望非常特殊，她的那种活力，她的梦想，想继续上学，要想把全家人带出贫穷的困境。所有这些，这样两点你是见不到这种渴望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作为我是父亲，我也有孩子，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不是不对的。
         记者：这个过程，是一个记者韩石在做这件事，还是韩石本人在做这件事。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显然我第一开始的反应是一个记者的反应，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因为我的工作是为我的报纸写故事，写报道。这个材料会引起很大的人类的兴趣，很有感染力。然后我也有一个反应，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还得走得更远一些，要跨越记者的身份。因为记者要保持一段距离，不要跟现实牵扯得太近，报道的现实靠得太近。我们并没有离开，并没有跟他们再见，我回家只写一个故事就行了，我感觉到我必须参与一些，推动一些，帮助一些，帮助马燕，从马燕开始，大家从我的故事开始有反映了以后，我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反映。其实，我觉得好，我现在有机会了，作为一个给予的机会，我取得了，我现在终于在我的生涯里边第一次，因为他们给予了我很多，我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关系，能帮助别的孩子建立起了这样的基金会，所以我们就建立起这样的基金会帮助更多的孩子。

          我惟一对未来的是要帮助马燕，让她能够继续，我从来没有料到会帮助到别的孩子，延及到别的孩子，但是从法国公众得到的反映真的是让我得到惊讶，以及我得到那么多的反映，大家给我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写信，往报社打电话，他们说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继续，我们不知道宁夏，但是我们都是人类，很多人也对他们的亲人增加了感情。有人说他想起了，法国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受到过同样的痛苦，比如在法国南部有有人告诉我，他们母亲一代的时候也必须辍学，他们说我们不允许这样悲惨的故事，我们上一代的故事在世界的另一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继续发生。所以说马燕的命运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运，所以说她可以感动法国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因为这是一个人类共鸣的东西。
          我的角色是扮演的非常小的，我只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碰上了正确的人，在正确的地方，那么又传达到了整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了。
          我想西方那么大的反响，欧洲国家那么大的反响，法国的小孩如果跟马燕同龄也有很大的反响，他们读了以后，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发现了自己，因为他们是上学的，他们在学校的生活跟马燕的生活类似，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像马燕一样害羞不敢回答问题，所以她所形容她的日常生活，她的日常生活有很多方面不同，使很多法国孩子要想一想。青少年他们第一次，法国的青少年遇到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现实，他们在电视上看过，只是看到画面，但是现在看到她自己说出来，用自己的话去说出来，这样的话是非常有感染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发生共鸣的。
          我们有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孩子们在学校，他们会在学校参加一些辩论，跟别的孩子辩论，跟老师辩论。我收到数百封的信都是法国青少年写来的，谈他们的情感，谈自己，谈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得太好了，太优越了，于是他们就非常地想分享，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平常那么浪费，那么随意地把东西丢掉，可是他要珍惜每样东西，他要珍惜机会，珍惜工作，珍惜学习的机会，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在大城市里也一样。大城市的孩子觉得学校很厌烦，他们只愿意上网聊天，忽然有马燕这样一个故事，一比较，他们就说我要学习，我要努力工作。他们选这个书也是一个挑战，对大城市的孩子来讲。
           我们很多的家庭实际上邀请过她，那些家庭都有同龄的孩子，想跟她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一个法国农民，她是个女的，我想这个中国农民过来教一教我们东西，所以她很想让马燕从中国的农村到法国的农村去，到法国的中部。这里的美丽之处，她能够在地图上指出法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在法国，法国的孩子也能够在地图上指出张家树在什么位置，他们就不感到抽象了，他们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也有一个中国朋友。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1-20 at 13:14 ]

带鱼

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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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otor注:  这是2001年5月马燕母亲交给韩石的一部分内容

2000年
１０月２９日 星期日

　　今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到奶奶家去转转。我在奶奶家呆了一会儿。回来，妈妈就骂我，为什么不自决（觉），连自己的菜都不装，等着叫谁去服私（侍）你。你一回一回这个馒头是从那（哪）里来的，你想过没有。给你俩蒸馒头，我们家连多余的一顿面饭都吃不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家里ｊīｎｇｊì（经济）困难。我的病这么大，你还要等我服私（侍）你，你太不自决（觉）了。你念书，有（又）没给我念书。她狠狠的（地）骂了我一顿。当时我有一点儿生气，别人家的孩子坐着车，往下走（去山下），我们姐弟俩一回一回地走着往下走。可我又想了想，我们家里的ｊīｎｇｊì（经济）确实有困难，如果不是妈妈，我怕一辈子也回不了学校。妈妈不为自己的生命着想，把我们姐弟几个工（供）养着上学去。将来给祖国做一点贡献，也给自己干一反（番）事业，在（再）不要让别人瞧不起我们一家。

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三

　　今天下午，下着大雪。第一节课，数学老师从教室外进来说：今天下午我们期中考试。我的心一下子跳了起来。数学老师把卷子发下来。我看着很好做。老师说，我念你们做。我做着做着，就不会做了。填空的几道题没做，简便运算，文字题的一道题，应用题的３道题，都不会做，都糊理（里）糊涂地做上了。下课了，我就问同学，问谁的都和我不一样。妈妈，你对我这次的希望消失了。以后我在（再）给你取个很好的希望，妈妈您看行吗？妈妈，我以后一定给你取个很好的成绩回来。

１１月２８日 星期二

　　爸爸、妈妈对不起。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对不起呢！因为今天下午，也就是下午的第一节课，写字。上课铃响了，我们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从校院外面进来，说：“你们把写（的）字收下去”，我们就收下去。老师战（站）在讲台上说：上一周，我们其（期）中测验了一下，（个）别的同还还可以，大多数同学差的很呢！住校生，你一周以来就拿一包馒头和半袋米。你能对得起谁，连馒头和米都（对）不起。还有跑校生。老师一提我的成绩。我这高贵（的）头就抬不起了。考试成绩还没得到第二名，你们说我这头能抬的起吗？是抬不起的。不果（过）我有信心。到其（期）末考试，我一定能拿到很好的成绩，来见爸爸、妈妈。

１２月１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放学了，天气非常冷，我们俩就拿上行利（李），走集上去。我俩到集上的时候，我们那没有来车。我们俩又找了一会儿，我看见，我们那儿来了一个车，我俩就坐在车上。我想坐车好坐，下车可难下啊！因为车司机要钱。今天我们家的大人没有来，我们俩没钱，所以下车难下。我还没想吧！妈妈就到我俩身边，说，哎哟，你俩冬（冻）死了。我一转身是妈妈，我心里就非常高兴。妈妈坐在车上，这个车就起身了。车走在路上，风非常的大，冻的（得）我脸通红。妈妈就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我的脸一下子就非常热。我想母亲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我可又想了我的成绩，回去妈妈问我，我怎么能面对呢！

１２月５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是音乐课，也就是最后一节课。上课铃响了，音乐老师推开教室门，走上讲台，说：你们复习，下一周我们考试。同学们都在紧张的复习，我的魂像掉了一样，一提考试，我就想哭，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我其（期）中考数学和语文都没有答（达）到第一名上。我回去告诉爸爸和妈妈。爸爸没有说什么就出（去）了，妈妈就说，你就这么学吧！看能对的（得）起谁，你连你一周拿的馒头都对不住，还能对得了谁。我想爸爸虽然没说出口，但是我想：爸爸比妈妈还有（要）生气。所以我这次考音乐，我一定要取个很好的成绩，去给爸爸和妈妈看。




idiotor注: 下面是韩石在书中的文字

未完的故事
韩石
　　在马燕家的小房子里，一张法国中学生的照片挂在显眼的位置，在照片背后，法国学生写道：“努力学习，法国的孩子和你在一起。”

　　这些孩子是最早在法国行动起来帮助马燕的人。《解放报》在２００２年１月刊登报道以后，他们的老师爱玛·纽丽在班上读了这份报纸。“当我读完以后，”这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女教师说道，“好几个同学都哭了。一个学生举手问道：“老师，我们应当怎么做来帮助她？”学生们在学校里募捐，寄出了一百欧元（九百元人民币），希望帮助马燕和其他的中国孩子重新回到学校。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马燕的日记在法国出版以后，爱玛·纽丽老师让我到她的班里给学生们讲讲，募捐的钱都做了什么。在此之前，“为了宁夏孩子协会”一成立，爱玛·纽丽就参加了协会。一个秋天的早晨，我来到巴黎郊区一间很普通的中学，面对六十多个十二三岁的学生，他们都曾经捐过款。教室的墙上，挂着学生们这一年中制作的画板，上面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女孩的命运，等等。每个学生都能在巨大的中国地图上指出张家树村的位置。

　　在接下来我与他们的问答中，我终于明白，马燕的故事以及他们给予的帮助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这一次又捐了款。一个学生说，通过看电视，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孩子，但是有了马燕，他从此能够把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同一个具体的情况联系起来，并且清楚了不幸的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会谈结束的时候，两个女孩交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读到马燕的故事之前，并不喜欢上学。今天，我们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我们拥有这样的父母，他们有能力送我们上学。感谢您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法国中学生的照片挂在马燕的家里，中国少女的故事贴在巴黎少年们的教室的墙上……两个完全没有可能交叉的世界被这样一座桥梁联接起来。马燕的日记触动了法国人心中最敏感的神经，并且受到触动的还不止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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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ösische Leser ermöglichen chinesischen Schülerinnen den Schulbesuch

Ma Yan ist ein einfaches Mädchen, das in einem armen Berggebiet im Nordwesten Chinas lebt. Doch mittlerweile ist sie dur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ihres Tagebuches, das bereits in fünf Sprachen übersetzt wurde, in ihrer Heimat keine Unbekannte mehr. Der Titel ihres Buches lautet "Ma Yans Tagebuch" und trägt den Untertitel "Alltagsleben einer chinesischen Schülerin". Nachdem das Buch im Jahre 2002 in Paris herausgegeben wurde, wurde es nicht nur in Frankreich, Italien, Belgien und Japan ein Bestseller in ihrer Altersgruppe, sondern veränderte auch das Leben der Hauptperson und Verfasserin des Buches grundlegend.

Das Copyright dieses Buches für China wurde vom Beijinger Huaxia-Verlag und der Beijinger Zhiji Buchgesellschaft erworben. Die erste Auflage wurde am 20. September diesen Jahres mit 100.000 Stück in Beijing auf den Markt gebracht.

"Wenn ich nicht zur Schule gehen darf, werde ich ewig weinen."






Ma Yan lebt im ärmsten Gebiet Chinas, in Xihaigu in der Provinz Ningxia. Hier lag die durchschnittliche Niederschlagsmenge viele Jahre lang bei lediglich 292 Millimeter und die Ausdünstung erreichte 1.296 Millimeter. 1972 bezeichnete die Ernährungs- und Landwirtschaftsorganisat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dieses Gebiet als einen für Menschen nicht geeigneten Lebensraum.

Obwohl Ma Yans Familie sieben Mu (1 Mu entspricht 0,066 Hektar) besitzt, konnte sie aufgrund der jahrelangen Dürre seit 1998 kaum etwas ernten. Sie und ihre kleinen Brüder benötigen zusammen nur etwa 600 RMB Schulgebühren pro Jahr, doch schon das bedeutete für ihre Eltern einen astronomischen Betrag. Die sich allmählich zuspitzende Lage ihrer Familie zwang sie, die Schule abzubrechen, um, mit den Worten ihrer Mutter zu sprechen, wenigstens den Schulbesuch für ihre beiden jüngeren Brüder zu gewährleisten.

In den armen Berggebieten zählt ein Junge normalerweise immer noch mehr als ein Mädchen. Mädchen werden als einfache Arbeitskräfte betrachtet. Einige Mädchen haben nie eine Schule von innen gesehen. Doch die 14jährige Ma Yan konnte nicht verstehen, warum ihre Mutter sie nicht mehr zur Schule gehen lassen wollte, wusste sie doch: "Ich kann mein Leben nur mit einer Ausbildung ändern!"

Deshalb schrieb sie der Mutter einen Brief, den die Brüder ihr vorlesen mussten, da die Mutter nicht lesen konnte. "Wenn ich nicht zur Schule gehen darf, werde ich ewig weinen." Die Mutter war tief betrübt. Doch plötzlich begann sich das Schicksal zu wenden.

Pierre Haski, Reporter der französischen Zeitung " La Liberation", kam 2001 in das kleine Bergdorf Zhangjiashu im Kreis Tongxin in der Provinz Ningxia, nachdem er es in Frankreich in einer Fotoausstellung des aus Ningxia stammenden Reporters Wang Zheng gesehen hatte. Hier lebte auch Ma Yan. Und ihm wurde klar, dass dies der Platz war, den der amerikanische Reporter Edgar Snow in seinen beiden weltbekannten Büchern "Reise in den Westen" und "Roter Stern über China" beschrieben hatte.

Auch von Ma Yan und ihrer Mutter Bai Juhua hatte Wang Zheng ein Foto in seiner Ausstellung. Doch Pierre kam damals nur wegen ganz gewöhnlichen Fotoaufnahmen hierher.

Als Pierre Haski im Begriff war abzureisen, gab ihm Bai Juhua, mit ihrer weißen moslemischen Mütze auf dem Kopf, Ma Yans Brief und ihre drei Tagebücher. Nach Beijing zurückgekehrt ließ er sich, da er selbs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nicht mächtig war, diese Materialien übersetzen und erfuhr so von Ma Yans Schicksal. Und er war "schockiert wie noch nie", nachdem er die einfachen, noch nicht ausgereiften Worte dieses 14jährigen Mädchens vernommen hatte.

Ma Yan hatte in ihren Tagebüchern geschrieben: "Nachdem wir gerade eine Woche Ferien gehabt haben, hat Mama zu mir gesagt: "Kind, ich muss dir etwas sagen - ich fürchte, du gehst jetzt zum letzten Mal zur Schule. Ihr alle drei, deine Brüder und du, geht zur Schule und dein Vater arbeitet als einziger draußen, das Geld reicht hinten und vorne nicht! Und ich sagte ihr, wenn sie so spräche, klänge das so, als solle ich nach Hause zurückkommen. Genau, sagte sie. Und meine beiden Brüder? Deine beiden Brüder müssen weiterlernen, antwortete sie. Und ich fragte sie, warum die Jungen weiterlernen dürfen und ich nicht. Und sie antwortete: Du bist noch klein und verstehst das nicht. Wenn du erwachsen bist und selber Mutter, wirst du es verstehen. Dieses Jahr kann ich nicht lernen, ich muss auf dem Feld arbeiten und den Lebensunterhalt für meine Brüder verdienen. Wenn ich nur an das fröhliche Lachen auf dem Schulhof denke, fühle ich mich gleich so, als sei ich selber noch in der Schule. Ach, wie gerne möchte ich lernen."

Pierre Haski war sehr berührt von diesen Schilderungen, er konnte sich genau vorstellen, dass dieses Mädchen sich fühlt, als sei ihr ganzes Leben gelaufen, wenn sie keine vernünftige Ausbildung erhalten könne. Da entschied sich Pierre Haski, dieser Familie zu helfen. Jedes Schuljahr schickte er ihnen 1.000 RMB. Außerdem schickte er ihnen noch monatlich 500 RMB Lebenshaltungskosten, um zu gewährleisten, dass alle drei Kinder zur Schule gehen können.

Am 9. September 2002 veröffentlichte "La Liberation" in Frankreich Pierre Haskis Artikel "Ich möchte lernen" und erregte damit Aufsehen. Die Menschen schickten Trostbriefe und spendeten Geld, ein Leser aus Paris schrieb: "Hier hören die jungen Leute auf zu lernen, um sich zu amüsieren. Für Süßigkeiten und Hamburger geben unsere Kinder jeden Monat einige hundert Francs aus. Das allein würde schon ausreichen, chinesische Kinder zurück in die Schulen zu schicken. Kann einen das kalt lassen?"

Ein französischer Verlag war der Ansicht, dies sei eine zutiefst menschliche Geschichte voller Liebe und so schrieb Pierre Haski Ma Yans Geschichte von detailliert nieder, fügte ihr Tagebuch ein und bald lag diese Geschichte eines chinesischen Mädchens, das unbedingt lernen möchte, überall in Frankreich in den Buchläden aus.

Nach der Veröffentlichung von "Ma Yans Tagebuch" strahlte das Zweite Französische Fernsehen eine Sondersendung über Ma Yan aus.

Dur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ihres Tagebuches kann Ma Yan wieder zur Schule gehen. Jeden Monat erhält sie durch ihren "Fond" und ihre Tantiemen 500 RMB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Das ist genug, um die Schulgebühren für sie und ihre Brüder abzudecken. Zu Hause steht jetzt ein Farbfernseher und die Wohnung ist neu gestrichen. Schätzungen zufolge wird Ma Yan, falls die chinesische Ausgabe ihrer "Tagebücher" das erwartete Auflagenziel erreicht, einige hunderttausend RMB Tantiemen zu erwarten haben.

Im März 2002 kam Pierre zum dritten Mal nach Zhangjiashu und brachte 1000 Dollar an Leserspenden mit. Er bat Ma Yan, sechs weitere arme Schüler zu suchen. Damit waren es nun einschließlich Ma Yan 16 Schüler, die aufgrund der ausländischen Spenden die Schule besuchen dürfen.

Auf der Titelseite der vom Ramsay-Verlag herausgegebenen Ausgabe von "Ma Yans Tagebücher" sind sie selbst und ihre Mutter abgebildet. Beide scheinen voller Zuversicht in die Zukunft zu blicken.

(China im Bild/China.org.cn, 17. Dezember 2003)

idiotor

Originally posted by 骑小猪晒太阳 at 2004-1-20 02:48 PM:
看过一些

感觉写得不真实~~~

不知晒太阳君指的是新闻描写中有不真实情况,还是日记内容不真实?dozingoff.

此事的新闻报道中我也注意到有失真的地方, 原因之一, 我分析是有的记者(不包括韩石本人)浮躁, 不肯静下心来仔细核实, 造成以讹传讹. 比如, 关于马燕母亲的姓名, 网上就有马菊花和白菊花两说, 我估计"白"的可能性大.  再比如, 关于该书出版的语言版本, 有关报导中也有6种和16种两说, 我个人更相信"中文"是该书的第六种出版文字.

语文角度来看,马燕的文笔一般. 但她文字背后对上学的渴望, 则简直就可以触摸到.
我对韩石的敬意来源于他对那么多媒体人视而不见的现象给予了关注与同情,thus  Giving Voice to the Voiceless(中国日报英文版副标题).  而此事在法国所引发的反响以及人们对voiceless的实际帮助, 又让我觉得雨果(Victor Hugo)更象法国人了.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1-20 at 17:27 ]

idiotor

idiotor注:这是韩石先生2003年12月29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
对全文感兴趣的朋友可参看
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7556
请注意这些句子:

1.  晚会非常轻松，没人拿这些东西当真。但是我无法不去回想张家树的那些困难情景，并且对中国新富们的这种自我庆祝深感不适——这是首都最昂贵的、极度奢华的新公寓之一
2.  在中国，一个外国记者的生活经常是一场在极端状况之间的旅程。前一天还与张家树最贫穷的农民在一起，下一天就是中关村的新富……过去一年中我一直在穿越两面甚至更多面中国之镜，它们共生共存，而且很多时候彼此无视。
3. “每个人都携带瘟疫，因为这个世上无人能免。……病毒是自然的；其余的，健康、正直、纯洁，都是意愿的产物，而这一意愿永远不该止息。”我在北京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再次读到这些充满力量的字句……
4.  我为中国农村可怜的保健体系所震惊，有钱的人可以去最好的医院就医。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危险的，我的朋友则觉得我表现得像个被过度保护的欧洲人，总希望从富有的福利国家得到一切。他回应道，中国无法支付所有人的医药支出。

我尤其对"中国无法支付所有人的医药支出"一句感到毛骨耸然, 这大概是许多中国现时精英的心里话了, 其后的潜台词大概是,中国只应该让精英过上好日子. 如果精英都是这样没有同情心的人, 就算中国经济再翻两番, 人间悲剧只会更多.   
问问自己, 怎么看待中国voiceless的弱势同胞, 你岐视过他们吗? 如果你出生在西海固, 你会比他们优秀吗?


穿越中国之镜(节选)
Pierre Haski

    没有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了。
    12月的一个星期五，我坐在一间寒冷的小学教室里，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预望乡张家树的一个小山村。校长在向我解释，因为今年中国西北的严重干旱，村民们没有收成，父母给孩子交学费有很大的困难。学校费尽努力将学费减为36元人民币，但是这对身无分文的村民来说仍是一笔大数目。学校债务累累，不知该怎么办。
    这是我两年来第八次去往张家树，我已经深悉它所面临的困难。此次我是以一家法国基金会的创建成员的身份重返该地，此前我在我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后来扩展成书)，讲述一个当地小学女生的生活故事。这篇题为“马燕日记”的报道广受瞩目，它为那些家境贫困无钱就学的女孩子呼吁支持。我心里迅速计算了一下，觉得我们可以为张家树所有学龄儿童(男女加在一起大约200人)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我们的基金会，Enfants Du Ningxia(宁夏儿童基金会)很快与学校管理者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合同，仪式结束时我们在寒冷的阳光中照了一张相，以示庆祝。听到这个消息，村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希望免除学费重担的梦想忽然成真。实现这个梦想，只需给每个孩子花费36元人民币，即使按照今日中国的标准也只是个小数目。
　　第二天，回到舒适的北京，我被邀请到一家高科技商界人士的私人俱乐部参加一个晚会。这是个以60年代为主题的化妆晚会，不分东西。我决定扮成一个红卫兵，对我来说这是最有异国风情的装束了。对许多其他客人来说也是如此，这里面包括所有30来岁的中国人，成功的股票证券公司、互联网公司和影视行业的 CEO和经理们。
　　我们发现自己被几十个红卫兵包围了，我们在帽子上佩戴毛主席像章或红五角星，高唱文化大革命的怀旧歌曲，开那个毫无生趣的年代的玩笑。晚会非常轻松，没人拿这些东西当真。但是我无法不去回想张家树的那些困难情景，并且对中国新富们的这种自我庆祝深感不适——这是首都最昂贵的、极度奢华的新公寓之一。最后，我很惊讶地接受了当晚最佳着装奖，也许这是对一个让自己“装得很像”的老外的认可。我其实根本不用强装：作为一个60年代的巴黎学生，我经常戴着毛主席像章以示反叛，并且那时我天真地相信一场被称为“文化”的革命！
　　在中国，一个外国记者的生活经常是一场在极端状况之间的旅程。前一天还与张家树最贫穷的农民在一起，下一天就是中关村的新富……过去一年中我一直在穿越两面甚至更多面中国之镜，它们共生共存，而且很多时候彼此无视。

......
在过去一年中，上一次能够在我居住的平安大道上步行，而长时间不为车扰的时候，就是非典时期。惟一的风险就是遇上一只横飞出轨的羽毛球……毫无疑问，对一个在中国的外国观察者而言，非典是最令人着迷的时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经历了非洲的战争和兵变、东欧的革命，但是从未经历过一场这样的恐慌，并且是在北京这样一个 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从法国公众在没有经历一场病例的情况下的慌张反应来看，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巴黎人会比北京人在相似情况下表现得更好。而且，我必须承认，有一天晚上在我家附近的胡同里，当我与一辆由身着防护服的司机驾驶的“120”救护车(它正在寻找一个疑似病人的住处)迎面而过时，我确实大为惊惶。
　　我还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在大陆和香港的报纸上都有评论人士提到一部由40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加缪写的一部小说。他的著作《鼠疫》讲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城镇奥兰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当时该地还是法国领土。小说细致地描述了人们如何对付一个看不见并且不了解的敌人。对加缪来说，病毒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必须对付它。他写道：“每个人都携带瘟疫，因为这个世上无人能免。……病毒是自然的；其余的，健康、正直、纯洁，都是意愿的产物，而这一意愿永远不该止息。”我在北京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再次读到这些充满力量的字句……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从非典中学到了什么，无论是医药、社会还是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的透明度。人们似乎主要急于弥补失去的时间和机会，并且试图忘却梦魇。但它必定影响了很多城市居民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些重要问题以前从未被全神贯注地考虑过。一年之后，我与一个中国熟人就中国的健康支出问题激烈地争论：我为中国农村可怜的保健体系所震惊，而另一方面是一个不同速度的双轨体系，有钱的人可以去最好的医院就医，而大多数人只能有一点钱勉强对付。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危险的，我的朋友则觉得我表现得像个被过度保护的欧洲人，总希望从富有的福利国家得到一切。他回应道，中国无法支付所有人的医药支出。

直到最近，我才在官方报纸上读到“中国用只占全世界2%的医疗资源支持着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该评论说，“因为染上各种疾病，常常会有农民变成赤贫”，这证明了我的 “越镜之旅”所得出的结论。你不需走很远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只要踏出高速公路就行……现在，有些关注点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新领导层的讲话中，虽然现在看他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
　　试图向一个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你描述北京天际拔地而起的高楼、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你聚焦于无法就学的宁夏农村孩子的命运，或者山西可怜的保健体系，他会想象北京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的黑白明信片之中……但是它们存在于同一个国家：今日中国之镜的两面一样真实。显然，最好的建议就是来此亲眼目睹，而且，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多次穿越镜子，看看这个变化的国家的各个面孔。它会是迷人的旅程，思想的粮食。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1-20 at 20:25 ]

idiotor

是什么让读者远离了苦难？ ——从《马燕日记》遭遇冷落说起


──从《马燕日记》遭遇冷落说起

■韩叁洲

对许许多多爱读书的人来说，知道有一本叫《马燕日记──一个感动世界的现代
童话》的出版物及其来历吗？
这本《马燕日记》，是法国《解放报》驻中国记者韩石在宁夏贫困地区西海固采
访时，偶然发现的一部名叫马燕的失学女孩日记，日记中以稚嫩率真的语言，记
述了她日常的家庭生活、数度辍学的经过以及“我要上学”的强烈渴望。日记的
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和日记的热销，仅在法国，就销售
了２０万册。之后，版权又转销到欧洲各国和日本，总发行量已达到数十万册。
不少国外读者都认为，“马燕的事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世界的故事，
是每一个做家长的都应该看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是国外捐款，这让马燕的家乡
张家树村的２５０多个有着马燕同样经历的孩子都能上学，不再有辍学之虞；也
让更多的父母和孩子认识到，能有一个优越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机会，该是多么珍
贵的一件事。

去年９月，《马燕日记》终于出口转内销，来到了中国。有一家国内出版社推出
了它的中文版。出版人一开始曾乐观地预计，这个回归自家的中国本土故事，一
定会引发购买狂潮和阅读热潮的，在不长的时间里，估计销售量可突破３０万册
。道理是，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几十倍，其销售量也应该是同步增长的吧；另外
，这本日记的中文版定价是１６元，比起高达２０欧元一本的国外定价来说，又
相对便宜十几倍。始料不及的是，恰恰是在马燕生活的故土，这本日记受到它父
老乡亲的冷落。时至今日，半年过去了，这本日记只售出近５万册。尽管说这个
数字在今天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销售记录了，但比起国外的热销场面，比起
原先的预想，却相差甚远，这又是一个“墙里开花墙外香”典型现象。
探究一下这种反比例现象的缘由吧。说起来，出版策划人的定位并没错，购买这
本书的对象就是家长，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条件相对优越的孩子的父母们，
希望这些家长看过日记后，能对自己孩子的进行激励对比，“看看那些贫困孩子
吧，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不努力学习？”可惜的是，这些家长并不买策
划人的帐，而且对孩子早已超越了单纯说教的时代。市场调查表明，大多数家长
热衷和企盼的，还是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哈佛女孩”或者“牛津男孩”式
的人物，好圆一个大学梦，出国梦或成才梦。
是什么泯灭了我们心中应有的良知？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远离了苦难？当我们的政
府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时刻关注贫困和频频垂询疾苦的时候，本应该作为最具有人
文关怀的读书人，为何却调转目光，失去了怜悯，改变了自己的阅读兴趣？要知
道，就在十几年前，每一篇报道贫困山区和失学儿童状况的纪实文学，几乎都能
引发一场轰动效应和阅读热潮，都能赚取不少读者同情泪水的呀。
应该说，是当今的文坛，让广大的读者掉转了目光，改变了口味。看看这些年不
少的出版物吧，对大人，除去怪力乱神、权色财气，便是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对孩子，诸如进“哈佛”入“牛津”之类的成功之道的励志书，出了一本有一本
，好像非此就不叫成才一样。
更可怕的是，连作家这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本身，也很少关注和书写苦难
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女作家的一篇散文《坦然走过乞丐》，几个月来居然在全国
各大媒体一登再登。说实在话，无论现今的不少假冒乞丐怎样欺骗我们的善心，
但怜悯和施舍却是人类的本能，是人世间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没有了这些，这世
界所剩余的，恐怕是纯粹的商品化和物欲化的东西了。你不面对苦难也就罢了，
可还要写文章为自己辩解，还要去影响更多的读者群不去同情，这与作家本身应
具有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又相去何远？另据报载，就是这位女作家本人，对自己
的个人得失，表现得都不是那样坦然，还要把一部新着的书名改成极富刺激性《
拯救乳房》，以增加作品的销量。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这是５０年代老作家黄秋耘所写的一篇文章。
可以说，正是现今文坛上这些奢靡浮华、虚假矫饰和言行不一，有太多的作家在
人间的疾苦面前闭上了眼睛，才引导更多的读者远离了苦难，失却了同情。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2-17 at 1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