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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影制片厂：永远珍藏这些年轻人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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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pon
时间:
2005-6-29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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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影制片厂：永远珍藏这些年轻人的来信
广西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曾经几度上马下马，多次更改厂名，1978年11月终于得到国务院文化部的批准为故事片厂。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提出要求：“挑选一个作风民主，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搞五湖四海，又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来任厂长。”我就是在这个要求下，1978年 6月从广西农学院上调到广西厂任厂长的。
到电影学院去要人
我不是搞电影专业的，但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也没太多清规戒律，在业务上一切从头学。广西厂那时经过两三年实践、探索，拍了十多部影片，艺术质量一般，当时就想要提高质量主要是靠高水平的科班出身的创作人员。到了1982年春天，当我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批1978年入学的应届毕业生将要分配时，和厂里商量决定向电影学院要12名各个系的毕业生，我当时去北京亲自找的院长和书记希望他们给我们厂分配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当时摄影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广西老乡韦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确定了7个人，最后落实下来真正到了广西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随后来的导演系陈凯歌是我们向北影厂借调来的。
破格批准独立拍片
这些人到了厂里之后，按照老厂和大厂的规矩，都要论资排辈，一般要跟班当助手七八年，才能够独立拍片。厂里当时决定张军钊做电影《港湾不平静》的副导演，何群当美工师。张艺谋到《白杨树下》摄制组当副摄影，肖风参与拍摄电影《杜鹃声声》。他们四个年轻人跟班实习约半年，就联名写报告并立下“军令状”，要求能够独立拍片。当时厂里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也有不同看法，最终觉得不要顾虑那么多了，就是希望能够早出人才，最终决定打破常规，破格批准以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
1983年5月在广西厂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青年摄制组”，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郭宝昌为“不挂名”的艺术指导。
应该说，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讲公道话为他们鸣不平
1983年10月底《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当青年摄制组高高兴兴把他们的“处女作”于当年11月中旬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而《一个和八个》以及《被告后面》两部影片在当时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记得当时厂长会议上按照主持者的意图，几乎一边倒地对《一个和八个》发表了否定的批判，甚至连电影学院的教学方针也受到批评，当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人在会上讲。只有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和青年组的大师兄郭宝昌导演听到会后在北影放映时，一片鼓掌和叫好声，他们私下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是部创新精神的好影片，迟早是要通过的，你要坚持住。”当时该片的主创四个人也在北京，他们对如此粗暴对待这部影片也有很大的意见，不服气，希望我在会议上能够仗义执言为他们讲公道话，为他们鸣不平。
说心里话我对于这帮青年摄制组的年轻人是很看好的，也觉得自己作为厂长有责任为他们说话，于是豁出去了。在1983年11月21日的厂长会议上对于《一个和八个》发表了我的几点不同意见，特别提到“对于这批有事业心又勇于创新的青年人，应该关心和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有缺点和不足不要过多地指责，如有错误应当由厂领导承担，由我作为厂长的来负责。”我在会上发言后，批《一个和八个》的火气降温了，但仍改变不了会议主持者的看法，影片还是没能通过，结果是拖了整整11个月后即1984年10月16日，在社会上很多的声音为这部影片叫好的压力下才最终获得通过。
说我纵容青年胡作乱为
我在厂长会议上的那次发言被西安厂的编剧张子良全部录了音，后来张艺谋、何群和陈凯歌在西影的招待所准备去延安拍摄《深谷回声》（后改名为《黄土地》），张子良把录音带给他们放了，他们非常感动，给我写了信，这些珍贵的来信我一直保存着，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虽然投资44.26万元没有收回成本，但他们的动情来信又鼓足我勇气，支持他们拍《黄土地》，后来上面对广西厂施加压力，使得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他们正在拍的《大阅兵》被迫中途下马。不久，文化部的人到区党委宣传部告我的状，说我不懂业务，纵容青年创作人员胡作乱为。1984年底，趁广西机构改革时，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征求我们意见，文化厅突然来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现任五个正、副厂长、书记及大部分中层领导骨干拉下第一线。
让我感动的是张艺谋来信说道：“尽管您‘乐以忘忧’在家，我仍愿意叫您厂长……1984年是广西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84年您是厂长……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有所作为、出类拔萃之辈，但我们永远记着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的确，《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使得一个默默无闻的广西厂一举成为中外闻名的电影厂，1984年的利润收入250万元，是厂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空前好的时期。
■见证者说
郭宝昌：一批新人起来了
我与“第五代”导演，1982年以前并不相识，真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1982年在厂里看他们拍的毕业作品《红象》。这批精英中的一些恰恰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这帮狂放不羁、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事业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艰难的起步。
“不挂名”的艺术指导这帮小子一独立，立即要求成立青年摄制组，选定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根据郭小川的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这叫我吃惊。这个本子厂里最早交给我，希望我拍。我看了本子，当然好！可那是什么时候，刚打倒“四人帮”五六年，政治环境并不宽松，我劝厂领导放弃，这个本子就搁下了。这帮不怕死的牛犊子要拍，不顾我的告诫决定上马，这帮小子登门找我来了，要我做“艺术指导”，说我不挂名青年组就不成立。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挂吧，但我声明“我指导不了你们，挂名只为了你们上马，一旦拍完我立即撤退，字幕上也绝不挂名”。我知道我真指导不了他们，有《红象》在先，已经够我学一阵子了。
不久后因为其他原因传来噩耗，指示该片先不发行，我去局里游说，局里确实已经说了不算，我想无论如何要让影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形成压力，索性把结尾换上第一方案将拷贝拿到北影，在小放映间组织了几个人看。
从未有如此热烈的反响这消息早在影界传开了，闻讯前来的人很多，索性来个开门迎客，谁爱进谁进。顿时小放映厅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从小看电影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影片放映中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响，都是内行啊！场内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影片放完他们起立鼓掌。他们愤怒地问这片子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能通过？无数没看到片子的人强烈要求再放一场。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干脆租了“新影”大礼堂，有头有脸的名人全来了，这才叫盛况空前。影片放完，全体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消息立即传到电影局，我被叫去，受到局领导严厉的斥责和警告，并封存拷贝，严禁任何人再看。五年之后，恢复了《一个和八个》的原貌，得到电影局首肯，并送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
口述：韦必达（广西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整理：张悦（部分节选自郭宝昌著《说点您不知道的》一书，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电影笔记
中国电影的一次“基因突变”
拍摄于1984年的《一个和八个》即使放在今天的环境下来考虑，它仍然是百年中国电影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电影之一。虽然我一向不赞成将中国电影简单地以“代”来划分，但这部电影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
在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直深受苏联电影模式影响的中国电影界，能够诞生出《一个和八个》这样风格迥异的电影，确实可以说是一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而正是借助这次成功的尝试，所谓的“第五代”才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和八个》对当代中国电影的贡献远大于其艺术上的创新，因为本片中所尝试的影像风格并没有在其后的中国电影中得到完整地延续和发展，而是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功成身退，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绝响。
对于这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和当时的大环境自然是分不开的———如果当时没有出现这部电影，也许会有另一部影片出现来取代它所应发挥的作用。毕竟对于刚刚获得话语权的78班来说，那么多曾经被禁锢的时光和在其中煎熬的心灵，足以让他们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爆发了。但为什么这个对中国电影的突破最后落到了《一个和八个》上呢？
也许正是应了那句“时势造英雄”，被“发配”到广西厂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成为了这个导致突变的元素。
对于任何一部中国电影来说，刻意强调某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仅仅从《一个和八个》的艺术成就来说，如果这部电影没有摄影张艺谋近似执拗的坚持，《一个和八个》是不可能凭借画面造型的力度和象征性震撼了中国电影界，并顺理成章地使本片的成功带动了一批中国电影的创作。而这种画面造型上的极端大胆的尝试，如果不是摄影张艺谋面临重重压力仍然初衷不改，那么本片可能会在各种外界压力的逼迫下变形成一个最后什么都不是的电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对于中国电影的改变也许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了。
《一个和八个》可以说是极端夸张的不对称不均衡构图，后来曾经在《黄土地》和《大阅兵》中继续得到小心谨慎的应用，但已经没有了《一个和八个》中那种狂野而大胆的气质。而张艺谋转为导演后导演的那些影片，虽然也能够在影像中看到当年的痕迹，但就电影本身的气质而言，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已经如同那些时间一样消逝了。也许正如谢园所说：“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
张小北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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