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糟糕的生存环境迫使涂鸦者们开始另寻出路,尝试在接受主流艺术“招安”,并登堂入室。其实早在1972年,纽约城市学院社会学专业学生雨果·马丁内斯就成立了涂鸦艺术家联合会,在剃刀画廊为Silver tips和AJ161等涂鸦大师举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展,虽然这个协会只短暂地存在了一年,但涂鸦的狂放风格已经与纽约东村艺术家的离经叛道产生了共鸣。很快,包括Fashion Moda,泥浆俱乐部,艺术空间画廊等机构开始定期展出PhaseII,Super Kool 2003等涂鸦宗师的作品,“友好的弗莱迪”也被罗马美杜莎艺术馆馆长克劳狄奥·布鲁尼邀请前往欧洲。在上世纪80年时代广场艺术展上,PhasII的作品以每件1000~30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虽然有些激进艺术评论家如苏兹·加布里克认为涂鸦必须要在一种痛苦的歧视状态中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力,但一些出身科班的涂鸦者已经下决心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街头与喷漆筒里。“巴斯克雅和我不愿脱离涂鸦艺术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欣赏他们,我们不想怀疑他们正在做的。”基思·哈林在回忆自己与笔名“Somo”的让-米歇尔·巴斯克雅做出这一艰难抉择时回忆道:“但同时,将我们自己卷入这个运动对我们又是一个限制。尽管巴斯克雅起初也在街头作画,并且曾经力劝我走上街头,但是他仍痛恨被称作一个涂鸦者。我们曾对涂鸦艺术的世界充满崇敬,然而我们的工作是不同的,我们不愿让整个运动将我们吞噬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