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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年关送礼者的痛苦 [打印本页]

作者: 五湖散人    时间: 2005-2-8 15:30     标题: 年关送礼者的痛苦

一批已经开始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生于70年代末的年轻人,在光鲜的职业外表和不断上涨的收入背后,却充满了迷惘和彷徨。他们有着集体困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人为什么活着?”李柯点燃一支烟,很郁闷地问道。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李柯不应该有什么烦恼。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道路平坦而顺畅。

  自从11岁参加小学毕业考试,高分进入省重点初中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决定命运的考试。在无数学生忐忑不安进入中考、高考考场时,他只是一个悠哉游哉的旁观者。因为,他的学生时代一直和“保送”紧密相连——保送进入省重点高中、保送进入北京名牌大学。在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保送”绝对是一个荣耀的标记,它表明了作为一个学生所能具有的最大优秀。

  李柯并不是那种戴着宽边黑框高度近视眼镜、以考试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书呆子”。在他的档案中,有着学生会主席、班长之类的头衔。痴迷篮球的他,也在床头贴过麦克尔·乔丹的画像,还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摔断过胳膊。甚至,在高中阶段他还谈了两次恋爱。“我没发胖之前,还是挺英俊的。”

  对于这个出色而成功的学生,他的高中班主任这样评价:“聪明、勤奋,最重要的一点,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在当了四年商学院大学生之后,他又在择业的沙场上杀开一条血路,穿上了一件令人艳羡的职场外套——国内某著名IT企业销售经理。工作四年之后,他已经自食其力,在北京购买了价值80万元的房产和一辆中档轿车。“都是贷款买的,一个月给银行还贷5000多元呢。”软磨硬泡之后,李柯才吞吞吐吐的说出,他的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

  这样一个青年才俊,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和迷茫呢?

  一个“乙方”的痛苦

  在一天的喧嚣和躁动之后,凌晨一点的北京寒冷而寂静。很多人已经进入了梦乡,有些人却还在工作,比如我,比如李柯。原本约在晚上8点的采访,因为李柯的忙碌而不断推后。最后,谈话不得不在他的车里进行。

  “刚刚陪客户喝完酒……”,李柯向记者表达了一再推迟采访的歉意,态度诚恳,用语得体,颇具职业素养。“我从事的是阳光下的职业,但却不得不经常在夜间活动。”李柯说笑着,但浓重的酒气和烟草味道却传达着他的疲惫和无奈。

  他递给记者一本备忘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最近确实太忙。这是年前需要拜访送礼的名单,我有5万元的经费,必须送出去。给什么人送?送什么东西?送多少?怎么送?送完了要达到什么效果?为这些问题我绞尽脑汁了。五一、十一、中秋、元旦……,每个节日都是这样,这是逢年过节的必备功课。”李柯说,连着一个礼拜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敲开一扇扇紧闭的房门,满脸陪笑、低三下四地给人送礼,这决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给客户送礼,请客户吃饭、桑拿、唱歌,这都是李柯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名销售商,我的工作一部分是台面上的,比如技术交流、投标等等。另一部分则是台面下的,在饭桌上、在酒吧、夜总会里。我们需要这样的场合和客户交流感情、拉近距离。甚至客户家里的私事,比如接人送人、送东西取东西等等,我都要表现得热情百倍,随叫随到。四个字——人情世故,这是我每天都必须琢磨的。”

  李柯说,“我一年花费的公关费用大约在20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在客户授意下出血的赞助费。行业内其他公司基本差不多,一个销售人员一年最少也要在请客户吃饭、娱乐上花个7、8万元。”

  记者仔细数着,李柯已经点燃了见面后的第10支烟,“刚刚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感到的是刺激和新鲜。很多以前只是在书上、电视上见到的情景一下子都出现在面前,好像潘多拉的魔盒突然打开了。高档酒楼里和达官显贵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顿饭花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在各种娱乐场所斗鸡走马、纸醉金迷。这些都让我这个原本在小饭店吃吃宫爆鸡丁,喝喝二锅头都当是打牙祭的穷学生脸红心跳。好像是一夜暴富,当时只有兴奋。但这种金钱带来的兴奋像潮水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你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

  李柯说,“不管出入怎样的高级场所,怎样流水般花钱,我的身份是改变不了的。我是卖东西的,我是乙方,我扮演的就是一个看人脸色、仰人鼻息的角色。不管有怎样的烦恼和问题——家里有人生病了,刚和女朋友吵过架,身体不适等等,只要面对客户,就必须把肝肠寸断收起来。每一根神经都要微笑、要阳光、要积极,要带着一副职业的面具去说话、去做事、去点烟敬酒。10天、100天处在这样的状态,你可以忍受,但当这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就成了折磨。”

  很多销售商都有过这样的痛苦。有人母亲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却只能回家呆上几天,又坐飞机匆匆赶回来,因为手上有几千万元的单子要投标;有人夫妻反目,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还要打起精神、春风满面地宴请客户……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要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工作的好坏是用销售业绩来衡量的。每个销售人员都有一个销售指标,这个数字犹如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力斯之剑,你必须努力完成它,否则它就会砍掉你的头。”

  哈姆雷特式的困惑

  “我明白,每一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不易和艰辛,都会有烦恼和郁闷。痛苦在于,我常常忍不住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有价值吗?我不能干一份我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吗?虽然我卖的IT产品价值少则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甚至更多。但本质上,我仅仅是一个销售,我的任务就是把我所代表的产品卖出去,和卖袜子、卖手套、卖盗版光盘没什么区别。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乙方,是给公司赚钱的机器。现在,每做成一笔单子,就算是过了一关。没有满足感,没有成就感,只有如释重负。”

  在忙乱工作的小小间隙,李柯的生活安静平淡。睡前短暂的阅读时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为留连的时光。“刚上班的时候日日笙歌、夜夜燕舞,喝酒泡吧,唱歌跳舞,最大限度地挥霍精力,拼命地玩。突然有一天就累了,心里空空荡荡的,对于发泄式的娱乐再也提不起精神。现在,我甚至有点厌恶那种喧闹空洞的生活。”李柯说,“还是安安静静呆着舒服,给父母打打电话,看看书,听听歌,心里会有难得的安宁。”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李柯抱有热切的期待。在温馨平和的家里,他要休息自己疲惫的心灵。同时,想一想未来何去何从。“工作三四年之后,我站到了一个岔路口上,眼前一片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一条路,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寻找机会升迁、跳槽,或者自立门户开公司,为赚钱而生活。另一条路,摆脱现状,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事。这么做肯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和代价我愿意承担、付出。”说到这里,李柯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最滑稽、也最可悲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结局,这个被老师评价为能够把握自己的年轻人,在看到了世间百态、了解了生活艰辛之后,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在我身边,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热情、有活力、有过纯洁伟大的理想。但现在,我们为了赚钱而奔波忙碌,一点也不快乐。我们想摆脱这种状态,但茫然无措,找不到方向。我们陷入了集体的方向迷茫。可悲的是,对于一个人的评判,这个社会好像只提供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标准——金钱。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980年,梁小斌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写出了价值观混乱的一代人的心声,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似乎是一语成谶,又像是一个轮回。20多年后,一批已经开始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生于70年代末的年轻人,在光鲜的职业外表和不断上涨的收入背后,却充满了迷惘和彷徨。他们开始呼喊着同样的问题——“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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