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整个经济政策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赵紫阳的想法，”1984年赵紫阳传记的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沿海省份的发展、农业、价格改革和工业改革——这些都是赵的主意。邓因此获得赞誉，但它们其实是赵的主张。”

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赵紫阳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不是军事英雄。他也没有参加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长征可以说是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重要人生阶段。

相反，赵紫阳是从省级官员逐步获得升迁的。他1919年出生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1932年加入共青团，六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内战，但他的职位大多是行政方面的。

赵紫阳在经济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展现出务实作风，并且取得了成功，最终引起邓小平的注意。1949年，共产党获胜后，赵紫阳被派到中国南方，他把重点放到土地改革问题上，在广东省稳步获得政治提升。

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比土地问题更具政治性。为了实现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私有土地遭放弃，代之以农业合作社。但是1958年至1960年误入歧途的集体化政策“大跃进”成为历史性灾难。在粮食生产崩溃导致的可怕的三年饥荒期间，估计有3000万人死亡。

1962年，时任广东省最高官员的赵紫阳推出一个方案，解散人民公社，把私有地块返还给农民，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方案取得了成效，成为帮助中国其他地方恢复农业生产的典范。

不过，在政治上，赵紫阳没有获得回报。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清洗中，他遭到迫害，在一家工厂里强迫劳动四年。1971年，他复出，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官职，看起来是一名洗心革面的毛泽东主义者。他发表演讲，反对私有经营和物质刺激。

但他的转变似乎不是非常真诚。1972年，他返回广东任职，1975年调任四川。他在四川推出类似于之前在广东实行的土地改革，放松对工业的控制。他允许农民和工厂给自己的产品定价，这一决定带来三年的产量提高。

他的表现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邓原籍四川，在两次清洗中幸存，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通过实用主义方案而非意识形态试验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1980年，他把赵紫阳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

那年下半年，赵紫阳被提升为总理，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主抓经济。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他大胆进行经济改革，扩大农民和某些行业的自主权。1987年，胡耀邦因为被认为对学生抗议太宽容而被免职，赵紫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邓最可能的接班人。

对此，他似乎有顾虑。

“我不太适合当总书记，”在获此任命之前约一个月，赵紫阳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更适合管理经济事务。”

不过，赵紫阳并不缺乏胆量。在1987年的一次中共党代会的开幕式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讲，宣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可能要持续100年。他说，因此中国需要试验各种经济手段来促进生产。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提法，把市场经济试验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之中。

但是，赵紫阳的政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顽固派中树敌众多。1988年经济过热时，他们便归咎于他。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报道频出。在名义上自己领导的政府中，他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他的敌人还抨击他接受政治自由化。“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和法治，”吴国光说。他是当时赵紫阳在多项事务上咨询的顾问之一，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学。

传记作者沈大伟说，1989年赵紫阳的权力快速流失，他越来越急迫。5月4日，他未经邓小平的许可，向天安门的抗议者发表了一个和解的讲话。在镇压之前数周，在抗议进行之时，赵紫阳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北京会面。在世人看来，这是两位志同道合的共产党改革派的会面。

但是，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重大决定必须获得邓小平的批准——当时邓表面上处于退休状态——这注定了他的失败。虽然这几乎算不上泄密，但公开谈论邓的角色犯了大忌。这也被认为是赵紫阳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对抗议者的要求采取不妥协态度，是邓小平的意思。

邓小平很快剥夺了赵紫阳的权力，后来撤了他的职。赵在被软禁的数月里遭到中国媒体辱骂。但是，他最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沈大卫在赵紫阳去世前这样说。“在过去15年里，他没有一丝一毫让步。”

即便在隔离期间，赵紫阳也会成为新闻，尽管可能只是在国外。1998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华期间，赵紫阳发布了一封信，呼吁中国重新评估天安门镇压并承认犯下了严重错误。对那封信的报道在中国遭到禁止。

在20世纪90年代，对赵紫阳的软禁放松了很多，他开始走访中国各地，尽管是在监视之下。不过，他要求去中国南方度假进行自己热爱的高尔夫球运动时，仍需获得最高领导层批准。

他在世的亲人包括第二任妻子梁伯琪、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