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z4 Q( s3 o% n, W3 l6 W2 L+ T李灏回忆说，经济特区在最早构想时并不是叫“经济特区”。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搞“出口加工区”，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创办“出口特区”，许多人认为“出口特区”的内涵太过单一，那么还有农业、商业、其他工业怎么办呢，最后确定为“经济特区”。 3 ^ z9 ]$ Y/ C+ o1 Q' {7 c3 H7 p9 Q' M/ X' n9 `9 |2 u7 N
1980年在广州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制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经济特区”概念，表示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单纯的加工贸易出口区。之后，“经济特区”一词沿用至今，不过李灏也表示，从内容、内涵上来讲，经济特区的功能任务还在不断地发展。7 Z) e. {4 T. h& k" h
5 u; W3 w' [+ c4 m: E; A“从出口加工区发展到办综合性的改革试验区，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是值得记住的，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我们特区不会发挥到今天这么大的作用，对全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李灏说，对于特区来说，试验田才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功能，不过对这个功能也是经过实践逐步认识到的。 $ q; S4 k+ ~& X; D( }' {0 m0 T, ]( g9 F
李灏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历任深圳市长、市委书记，对于究竟什么叫“经济特区”，有着自己的认识。“按照我的理解，特区可以写成一个公式：经济特区等于在改革和发展中担负特殊任务，加相应的特殊政策，加授予立法权的地区。”他说，特殊政策不是什么优惠，不是多给钱，而是允许你改革开放先行，允许你对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进行突破。 * ?0 h' g+ O& s! M+ n3 z* H- O/ ~ $ r, B) R* x$ C3 C- U2 j2 P对于经济特区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李灏表示，讲经济特区成就主要看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一个是改革探索试验的作用。“城市(省、区等)和经济特区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他说，这就意味着经济特区有双重的功能，至于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改革探索试验功能哪个成就更大，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改革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那改革是放空炮;如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进行改革，发展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k% F5 W( s. u
* q* U' e5 V2 v2 T
梁广大在发言中，以珠海特区的发展经历说明，特区建设中的每一步改革都遭受了非议和政治风险，站在一线的特区建设者作为率先改革者，以不凡的勇气承担起探索的责任。珠海发展中创造的“市场融资、举债发展、土地财政、高端发展、保护环境”等经验，创造了珠海经济发展年均35%左右的递增速度。) u2 ~+ k9 x) r
0 s2 k- l3 T l: I8 {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区是关键的转折点，邓小平两次“南巡”特区，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跃上新的台阶。作为两次小平“南巡”的亲历者，梁广大怀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回忆了其中的精彩细节。 I% I/ c5 l. l- f) ^/ I' o4 {
# |& M( C, e- b m; M' @
“有人说我梁广大胆子大，其实是从小平这里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么硬的后台，谁敢动这个?我记得小平说了，要提倡敢闯敢干，没有一股闯劲是不行的。所以小平视察了特区以后，就把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局稳定住了，小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成就了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当时收了，不办了，今天的局面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看过很多的研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甚至不知道第一次南巡的重要性。”3 f* `. O7 ^8 x# c5 I5 |. B
+ M6 q9 [6 Q4 ~" t8 b% i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表示，经济特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跟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冲破旧的思维方式，冲破旧的体制框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新路子。“比如当年特区创办之初，有些人就认为办特区是姓资而不是姓社，如果不解放思想，特区是办不成的。”6 p8 Q; Z2 I: m4 N
4 a) f* l3 k% Z0 ~7 M' Q: {2 g/ J, x
高尚全表示，经济特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的依据，认真总结和研究经济特区的伟大实践和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以史为鉴，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实践，而且可以提高人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的认识，更深刻地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本质和精髓。/ Z' }1 s' H, X/ W" }5 g
/ J8 @0 B: K2 o2 e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没有经济特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原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副主任罗木生说。 : x* q7 R$ w" Y7 Q* _9 ^7 y B0 g k" ?, q. {+ e# M新加坡资政李光耀1992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实验田，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 C7 V p0 w7 N: E0 K% H- u) `2 J' Q ]5 j- U
现实：锋芒消褪) ^* x# Y! M3 l: a* _
9 t4 A4 `8 i% ^* p6 E, T传统经济特区在先行先试领域已进入深水区，较之于前30年的GDP率先发展，难度要大得多。 ' N0 h1 g' v) s) q5 v# k. M6 m9 s: N+ q _6 M# z/ |5 |% E
邓小平说过，总结历史经验，我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为此，他主张先试种几块“试验田”。1980年8月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在取得经验，尝到甜头，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发展。因此，设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区域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特色。 $ X0 N9 d; c* q, B) W# K5 l9 p9 y' w9 o" s3 m
作为标志，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1988年4月，海南设省并建设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特区优惠政策。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点也在不断推进。30年来，这些特殊区域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转型的新增长极，其动态扩散和带动作用使对外贸易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五个经济特区中，深圳最为成功。是因为深圳和香港共同发挥了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 Q) L1 b" D" f$ p% \3 V9 O! x# L" V% `( Z; }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苏东斌教授认为，经济特区的成功并不完全是特殊政策的产物，主要是三大决定性因素：- p. U. N9 y4 Q+ ^! t. x }) {
' O+ f1 z; v# H6 B& u5 Z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我们之所以把这30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想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 D7 L1 _$ n8 S: |: p( I& e$ c
9 D' _9 a \- d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叶剑英语)。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不是面对香港、珠海不是面对澳门，改革开放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特区之所以选在这里，还在于它们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 r* W" k' A$ E
: n3 |4 f) M7 u0 U$ p- c. L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如任仲夷、吴南生、袁庚、梁湘、梁广大等。 1 G# O1 r' C" V1 ?! m, B" w2 @* D$ u7 [2 U+ n+ h
正是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才使特区当时终于在体制外发行了渐进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3 i v* D& \/ j1 C ( Q# u( C$ v8 Q: w5 B但是30年后的今天，已时过境迁。 9 L. s n4 P% E* T' T! G5 G4 L2 ~ $ U8 ^ c, }& p; n2 E, o, i6 U3 d从概念上讲，特区本来就是“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的地区”的简称，一旦这种政策取消了，特区在概念上自然就没有可能存在了。而从20多年的实践上看，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初所认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之后，当全国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特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苏东斌表示：“我一直持有特区终结论的观点”。而所谓“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地区”，或者说“以特别之为，立特别之位”的说法，不过是政治家们为了鼓舞士气的宣传演义，这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 : t) I |* N. `/ \1 ~; t' `, ?' y; I$ u
海南经贸职业学院院长黄景贵教授，将特区发展中的问题归结为4条：一是特区定位不明。包括海南在内的5大特区均定位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但并未按此模式发展下去，深圳、珠海、厦门等都是以工业为主，工业又以电子工业或者其它产业为主导，走的是综合性外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利于特区之间经济互补、扬长避短，参与国际竞争，也不利于发挥对内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特区政策不“特”;三是特区二元经济明显。海南、汕头、珠海的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反差较大;四是经济特区体制不特。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方面的制度性创新，难度越来越大。$ l0 s. s5 c) F) H0 ^; B% x/ g1 j
$ N+ W7 x6 Q, e- I( l
中国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作为幸运的实验室“小白鼠”，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摆脱不了成为“标本”或“样本”的命运。厦门市政府办公厅综合调研处黄向阳处长分析，这是因为：第一，老特区原有的使命基本完成(除对台使命外)，须要“运作”出所谓特区新使命。30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厦门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成我国东南沿海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珠海和汕头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30年过去了，老特区，是成为挂在墙上的 “标本”，还是继续充当实验室的范本，是老特区不可回避的选择。第二，现在是“特”花齐放，老特区不再一枝独秀。现在，各省市对经济特区是趋之若鹜，唯恐不能在这一轮政策争取中获益。作为制度和政策的供给者，亦是兴致勃勃，不吝授予各种特殊政策，批复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规划、经济开发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如，200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7个规划，批复的区域经济规划数量是过去4年的总和，出台速度前所未有。“不特而特”、“特中有特”现象也较为明显，如国家批复的成渝等多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等园区，是典型的“不特而特”;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不仅拥有特区和开发区的全部优惠政策，而且还有比特区更特、比开发区更优惠的优惠政策。 5 \: s1 {* Z. @4 a( |. o M1 z 7 n. t; d4 p# B- j国内区域发展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一方面说明特区的政策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改革的空间和政策供给的空间是较大的。同时，出台各类特区政策、创新各类“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基地”、“园区城市”、“创新型城市”、“对台合作交流基地”等五花八门的“帽子”，着实可以推动工作，又可以获取“权威”。可能除深圳经济特区外，总体上，老特区有“特区不特”趋势。最近，继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行政区域后，厦门经济特区也扩大到全市，尽管可以较好解决“一市两法”问题，但感觉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并无更多实质意义。黄向阳认为。 ! S& l6 T# r2 \" o& \8 u: |" T3 ^& l2 M
据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教授统计，除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大综合性经济特区以外，在中国大陆，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设立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自20世纪90以来设立了15个国家级保税区，自2000年后设立了62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9个保税物流园区，2005年来设立13个国家级保税港区。2006年以来，又设立9个综合保税区。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特区已从一种形式到多种形式，从沿海到内陆，甚至西安、成都、乌鲁木齐等内陆和边远地区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特区。过去我们一谈到经济特区，就是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冠名为“经济特区”的5个经济特区，而其他更具有经济特区属性的各类经济特区则排除在外，这未免大“机械”了。实际上世界经济特区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中国大陆几乎具有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模式。如果把经济特区仅仅看成是东部沿海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显然有失偏颇，也无益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经济特区。 & {2 F' h" u, S4 _% n6 F / N) h( m' F# B0 W未来：从哪里再出发 9 Y2 t) ^7 J6 H" Q% P : k! |% r* c# ^8 S; x6 v在国家未来的发展大格局中，特区的定位是什么?在特区继续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引领国家的能力遭到质疑的情况下，特区还能做些什么?这是特区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8 [% e6 _- `+ p: z; b3 `# ~ + i' r( }! q# ?9 p1 j8 ]展望特区的未来，出席论坛的几位老领导对新一代特区人寄予厚望。李灏表示，自己对于特区未来很有信心，他期望特区人自觉努力进行改革试验，要在新的形势下多一点全球眼光，提高应变能力。他认为，对于过去各种改革的成功和失败的总结仍然不够，对于特区的经验总结应上升到理论阶段。我国各地情况相差较大，许多举措需要通过试验才逐步推广，特区就具有这方面的功能。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办经济特区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M% m1 O# u F
" W& o% b* I0 I"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