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全球战略

朱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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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m0 ?/ c! {0 L6 \& R, G2 G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在亚洲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二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实战演练。朝鲜战争成了美国历史上首场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越南战争被称为是美国最惨败的战争。本文以这两场战争作为切入点，分析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事务产生的重大影响，揭示美国意识形态与其全球战略的内在关联。
7 q6 v+ S% i7 W- Z6 A2 Z0 O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全球战略, s6 L6 I% s, y. o: g9 V
    意识形态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常常直接体现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国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并以此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意识形态通常有如下几个作用：& j6 u# \9 t# A6 A! g4 O+ e$ a  r
    （一）打击对手的武器，使对手陷于非道德的被动境地；0 q  [0 s; _. }/ M) o
    （二）动员、争取国内公众支持的工具；: F  r* n1 D9 p8 t
    （三）将盟友与自己拴在一起的纽带；/ s1 G+ l8 c( X" Q( R% E7 z( J& f
    （四）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取得一致意见的粘合剂；
# h2 _0 h* X' [- j& h    （五）掩盖真实意图的烟幕。
5 [# }: ?0 o3 k/ ~+ h6 @4 C. [    美国作为二战后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向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向全球每个角落推销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外交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人并不愿承认其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但他们也不讳言，战后美国外交的目标之一就是为“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一面创造前提”。所以在漫长的冷战年代里，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3 {3 E" C; S8 m6 k. Y- k  t    二战后，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经常性内容。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美国主要是从冷战的角度、用遏制的定义来看待朝鲜和越南问题的。该政策的基本假设是美国面临坚如磐石和紧密联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它受莫斯科操纵，致力于世界革命，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变为多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将世界视作一分为二的敌对阵营，双方被无法调和的思想和既存的危险均势分割。共产主义的任何进展自然成为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损失。鉴于此，美国提出了遏制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冷战方针。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认为的那样，美国进入战后世界时抱有两个信念：美国有责任开创和捍卫全球和平框架，美国应当担负起推动世界民主化的使命。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编号为NSC68的第68号文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之进行全球对抗。因此，该文件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
% \2 L2 H* R( Z6 X! ?2 d    为适应国家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主义的出现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杜鲁门主义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它也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迈克尔•H•亨特还对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冷战政策进一步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他指出“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自由世界保存希望。因此，冷战政策最重要的话语——遏制理论应运而生。' F5 i) T6 [; X. p) S; [( r& D- k1 C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后上升了，这是美国对整个世界形势和美国在其中角色定位问题的基本看法，也被认为是主导美国战后外交的主流意识形态。M．贝科威茨等在研究了战后美国外交的一系列个案后指出：“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对于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对外政策必须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这种信念左右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一切决定，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并规定了抉择的政策。事实上，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的反应。”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威胁过度反应的产物。
' s7 X, w. m/ ~3 ]: _    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游离于美国的整体战略，事实上它是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其本质是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或者可以说是全球战略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罗伯特•利伯所指出的那样是指美国如何运用它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来保护并促进自己的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二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保护并促进自己的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向全世界推销其社会制度和美国式的人权和价值观。说到底就是由美国的价值观主导世界、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由美国支配整个世界。
' Q/ h% x: {1 }: B! P. |1 s' O    这个全球战略与美国全球主义的观点是息息相关的，全球主义的观念，即由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观念，在威尔逊当政时就已露出端倪，到二战结束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提出的战后和平方案中更加突出地表露出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时代》和《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文章，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我们需要从各方面寻求和培养一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世界性国家的眼光，美国作为不断扩大的事业范围的有力的中心，美国作为人类熟练服务人员的训练中心，美国作为真实地相信给予比接受更令人愉快的乐善好施者，美国作为自由与公正思想的源泉——出于这些因素，必然形成一种二十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的眼界。”美国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目的是为美国称霸世界，特别是支配世界的战略目标服务的。支配世界的战略往往用模糊的语言规定威胁，其结果一般是扩大了想象中的“敌情”。例如，当年杜鲁门主义将共产主义扩张视作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这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提法。一方面，所谓的共产主义可以用来指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指整个国际共运，甚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所谓扩张可以是指军事，也可以是指政治或经济，甚至是指意识形态。后来的事实表明，杜鲁门等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扩张具有很大的臆想成分。这样，意识形态与支配世界的全球战略一拍即合。二战后，美国把这种所谓“全球主义”观念与反共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政策的指导性原则。
, O, A- u; I7 e" o4 P; F/ j    二、反共意识形态与朝战、越战的战争决策
4 {, \* E7 A+ g/ G4 W/ M/ z' S  N2 L# l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美国决策者们却没有获得一种“更有保障的”安全感。对共产主义的固有忧虑，产生并刺激了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责任的增加，这种不安全感与之荒谬地携手并进。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其社会经济制度的某种“恐怖心理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6 R. O8 p; R0 D* n1 b1 j    二战后美国以遏制政策对付苏联，其制定遏制政策的依据并不是苏联的行为与能力，而是对苏意图的估计。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战后美国两次投入亚洲战争。在朝鲜，为了对抗想象中的苏联扩张；在印度支那，为了遏制想象中的中国扩张。结果两次战争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两次战争记录了美国在远东的失败历程，宣告美国一味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外交政策的失败。' v0 b" W- f1 h# n
    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迅速地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定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在美国内部对朝鲜战争有以下几种估计：
" b- g0 @! o! z1 u! R; n    （一）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
5 ^0 M& j2 u9 I4 T+ C    （二）朝鲜战争是苏联向世界扩张的新的模式。它以“中国人作为枪尖，直接目标是朝鲜、印支、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中距离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锡兰、印度和日本。”5 Y8 {% v5 E' r
    （三）朝鲜战争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苏联的目标是迫使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以使美国在远东长期丧失机动性。”, ^3 J9 x8 g  c* x! g  S' ?
    （四）苏联的真正目标是征服日本。朝鲜半岛如一把“插入日本的匕首”，“占领朝鲜使最终征服日本变得更为容易。”
5 J' d9 t# q( g6 T    （五）朝鲜战争是国际共产主义对西方世界的一种试探。如果共产党在朝鲜搞成了，他们在其他地方也会这么干。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决定劳师远征，组织“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 p' c7 d- t4 \" m+ R
    1954——1968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越南所进行的“美国最漫长的战争”，是整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越南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南越政权来遏制中国和苏联，并企图通过越来越深的军事卷入来维持美国的威望和证明美国的实力。肯尼迪曾经对《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
. V2 j1 V8 P: `. I# U" o/ X) W" b9 N    同样，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遏制政策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从“保龄球游戏理论”发展到“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所谓 “保龄球游戏理论”是由当时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首先提出的。他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十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并继续解释道“第一个木瓶中国已倒。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暹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把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C' d7 l' V& C# m. [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为美国干预印度支那事务提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在他看来，如果印度支那让共产党统治，在南亚的其他地区将“迅速垮掉”，就像“我们把一排的多米诺骨牌立起来，如果一排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第一个”，“那最后一个肯定也将迅速倒下，因此，一开始就可能崩溃，影响深远。”他断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将导致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陷落；那时印度将为共产主义所包围，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台湾和日本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丧失一个地区的可能后果对自由世界是不可估量的。”这一理论影响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指导方针。2 ]. F" w5 d; V% J$ N5 h
    可以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既是美国为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直接产物。: b9 a( ~, n( v) S. ]
    三、双管齐下战争下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G& q% {0 S4 q, G% y. ^
    意识形态对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外交战略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是导致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外交政策的制订及外交战略的实施中强化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最终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及整体国家利益的。美国人称这两场战争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双管齐下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战略目标与战争目的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前美国驻华大使、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美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之所以在亚洲打了多次战争，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有着永久的安全利益。我们贸易额的40％是在这一地区完成的，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超过它与西欧贸易额的50％。”可谓一语破的。只是每次战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其他几次战争则更着眼于美国的全球利益。
- D/ x- f# A- ^$ [    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印支半岛，经济与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历史上就是殖民国家争夺的要地。1950年2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出美国干预印度支那的真实用心：“印度支那是值得大赌一下的对象。北部有可以输出的锡、钨、锰、煤、木材和大米，南部有米、橡胶、茶叶、胡椒、牲畜、牛羊皮等等……从军事观点来看，印度支那也是同等重要的，它是位于共产党中国与英属马来亚之间八百英里长的陆地桥梁，而与缅甸和泰国有共同的边界。海防和西贡这两个主要港口是绝好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看来，印度支那是“自由世界的前线”，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于非共产党政权的存在。”
3 A/ p$ f6 W+ I/ {' h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指示派遣美军参战，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其联邦成员国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并迅即加强了对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的军事援助。美国将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印度支那，派遣数以百计的军事人员组成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越南。这样，美国，便将所谓“韩战”（即朝鲜战争）与“越战”，视为“双管齐下的战争。”据统计，美国援助法国印度支那战争的费用，1950年为520亿法郎，占整个费用的19％；1951年为620亿法郎，占16％；1952年为2000亿法郎，占35％；1953年为2850亿法郎，占43％；1954年为5560亿法郎，占73％。美国也从中取得控制印度支那的广泛权利。因此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其外交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冷战思想和随后出现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使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签订停战协议。越南战争使美国日益深入地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A4 g! e/ ^( ^6 U  n1 S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20世纪60年代越战升级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是美国侵入越南的决策人之一，他曾认为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在亚洲反对共产主义是值得的。但经过近30年的沉默和思考后，他在《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不得不带着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自承认”：“我根据我的判断，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过高估计了失去越南对西方安全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越南战争的失败对于美国人的打击是双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干预能力的信心，也使美国人痛苦地醒悟到，政府以最打动人心的词句来动员的战争可能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而后一种打击更令美国人刻骨铭心。
- `. T- t8 {1 n* O) N: e& P8 e    从两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外交的缺憾。这两场被美国人称为双管齐下的战争，它的最终结果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对美国以后的外交政策及亚洲战略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当时美国政府的战争决策受到诸多质疑，美国的外交战略也曾一度变得较为务实。但向世界推销美国式价值观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的使命感时刻在召唤着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因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意识形态的思维，没有放弃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企图。无论是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美国都高举“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大旗，竭力在中东推销和定做美国式的民主，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考量。+ H5 d" Z" L! L. A2 n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1期《浙江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