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王炎

社会科学研究199806
明清史199902

【作者简介】作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成都市　610072

【内容提要】“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500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亦与乾隆后期放任自流的施政方针大有干系。

【 正 文】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1776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115《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 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488《列传·忠义》。）， 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 续行屯垦。 （注：《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 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究其原因， “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 ）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