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tin Powers

张氏不大像传说的那种不敢质疑权势的中国人，相反，她认为，“公论”的判决比官方的还有权威。显然，宋代的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官方的决定和舆论的判断是单独形成的。也许张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已经制度化了。宋代的分权制衡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台谏制度。苏东坡曾阐述了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北宋太祖赵匡胤最初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制度、学生示威、讽喻诗等言论渠道大部分传到明清时代的中国而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按照传统的叙述，如果言论自由是西方的概念，当时的欧洲人应该承认并接受批评政府的习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1738年，汉文帝的诏书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献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将其视为非常先进的政治文件。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卡福就曾写过:“这些中国的宣言、法令和演说可以视为关于自由和政府等伟大思想的篇章，可以同任何欧洲国家出现的同类事物相媲美，当然也包括大不列颠———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唯一的政治摇篮和平等人权的捍卫者。”

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批评政府的习惯或权利，只是后来伏尔泰、魁奈、瑞纳神甫和其他佩服中国文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平民参与施政的权利(即举贤任能的道理)以及平民参与议论的权利。或许有人有疑问，既然欧洲国家有议会的传统，自然地就有自由言论的机构，哪里需要提倡中国的言论措施呢？议会是宝贵的传统，但18世纪的议会只是给贵族言论特权而已，孟德斯鸠曾写道:“虽然大多数公民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选择，但是却不具备足以被选择的资格，所以，人民虽然能够任命他人为他们的治理负责，却无力自己来实行治理。”当然当时的“公民”也是人口最富裕的少数。

可见，中国平民能够通过科举参与施政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令人惊奇的事。难怪左翼作者经常以中国社会实践或记录实践的文献为范本。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言论自由根本不是西方的概念。

中国知识分子应把传统的束缚解开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20世纪以来大家都说言论自由是西方的传统呢？”这个问题显然很复杂，但中国知识分子轻信西方学术的诡辩应该算是因素之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了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们的逻辑训练不强，结果西方知识分子自卖自夸的宣称，无论有无根据，大都被吸收了。

欧美学者偶尔使用诡辩术推广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乐意地接受他人所断定的思想界限。幸亏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这一代人应该有办法将传统的束缚解开。欧美没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想像的那么美。如果以后有更多人能用原始资料(不靠译本)学习欧美历史，那么，中国知识界就会有更好的条件衡量欧美学者的论调，也就不会那么轻易接受他人所建构的“中国”或“西方”的模样。

中国历史、欧美历史甚至于其他区域的历史都有值得考虑的社会措施。以言论自由来讲，中国历史上的资源尤其丰富，想参照则参照，谁能说不准？如有人强词夺理说言论自由、山水画、美术等概念原本是西方的东西，也不必温顺地将之吞下去。笔者认为，不如反问一句:“此人为何要强词夺理坚持这个论调？”也许是因为有需要遮蔽的东西吧。

▲(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文名为Martin Powers。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就。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3月3日国际论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