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这么一组对照表：

该表格由布莱恩·亚瑟写在一页纸上，时间是1979年，多年来的迷茫、怀疑和沉思汇集成了这么一张表，对他来说，这象征了一门全新经济学的诞生，而这张表就是诞生宣言。

故事要从18世纪开始讲起，此时的英国正在经历一个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时代，一个财富持续增长的时代。现在的我们都觉得GDP年年大涨是应该的、正常的，而在当时来说这是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事情。中世纪的世界，个人的生活别说几年内不会有大变化，即使是几十年或上百年，其变化也极少。

这一奇怪现象被一个聪明人发现了，他就是亚当·斯密。他发现国家的财富似乎可以快速的增加，而财富的增加竟然不需依靠战争的掠夺而来。他的《国富论》就是为了解释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这可以归结为“看不见的手”在控制。就像上帝用看不见的手在控制世间万物一样，也有这样一只手在控制人类的行为。他发现了劳动的分工对于提高产出效率有极大的帮助，而劳动得以分工的原因则是由于贸易的大范围流行，如果没有贸易，你产出的东西再多也只能烂在自己手里。而贸易得以流行的原因则是航海技术的提高和海运业的发达，欧洲的商品可以方便的运送到美洲和亚洲。而我们能够全世界做贸易的原因则是因为有了全世界通行的货币。这就是当时的大部分经济学知识了。

亚当·斯密出生没几年，牛顿逝世了。牛顿将物理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后物理学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源源不断的向人类输出知识力量。物理学得以成功是由于物理学家们学会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技巧——拆零，即把一个大问题尽可能的分拆成小现象，然后把一个个小现象孤立起来研究，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书中常有这么一段话的原因：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则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这被称之为“理想状态”，虽然并不太精确，但在物理学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事实上连微积分在逻辑上都并不太精确，但它非常管用，这就足够了。

这使得物理学家们得以在纷繁无序中清理出头绪，并抓住主要问题。因此，牛顿便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遭。牛顿另一个不太为人知的贡献是提出了“六分仪”的设计原理，这东西就相当于现代的全球定位系统，船员们依靠这么一个小工具可以很快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远洋贸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

此后物理学的声誉如日中天，并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达到了自身的巅峰，物理学也成为了所有科学门类中最正宗的科学。其他任何学科多多少少都在模仿物理学的研究方式，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经济学家非常渴望像物理学那样，通过少数几个简单的定理就能推导出整个学科大厦，无数人相信，这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牛顿在解释宇宙运行的时候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他并没有去解释引力产生的原因，他只是证明了如果有引力，则世间万物都会按照“万有引力定律”运转。这是牛顿的聪明之处，如果他想去解释引力产生的原因，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直要到20世纪，才从爱因斯坦口中对“引力”有了定义，他认为引力就是空间的扭曲。

“引力”的提出还推动了机械世界观的诞生，这种观点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于背后某种力量在推动而运转的。不久后，化学家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引力”概念——亲和力，他们认为不同的物体会起化学反应是由于亲和力的作用。这甚至还引起了文学家们的兴趣，歌德便写过一篇小说名叫《亲和力》。接着，生理学家们也在自己的领域提出了自己的“引力”——生命力，他们以此来解释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有十足的理由相信，在这股哲学思潮之下，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经济学里的“万有引力”。斯密也学会了牛顿的研究方式，他并没有去解释看不见的手是个什么东西，他只是说如果有这种力量存在，则经济社会将如此运转。

19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其物理化的意味越来越浓。单从那些经济学术语就能看出端倪，简单举几个例子，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指的是单位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很明显这是模仿物理学中功率（power）的定义，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所能做的功。购买力可能翻译为购买功率更为恰当些，不过“力”同样也是物理概念；消费的刚性（rigidity）和需求的弹性（flexibility），这两个概念听上去就像是在讲解弹性力学，似乎在研究弹簧之类的东西；经济学还喜欢研究各类均衡（equilibrium），在热力学中，你把一杯开水倒入一杯冰水，最后变成一杯不热不凉的水，这就是均衡。物理学中的熵增加定律证明了事物必定会达到均衡，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最终的经济问题都会回归到均衡状态。

经济学的另一种模仿是试着将数学引入其中，当然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数学是用来进行精确描述的唯一可行办法。在马克思那会儿，懂微积分的人毕竟不多，所以他的资本论仅限于小学里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各类高深的数学技巧一拥而上，完全不管这和现实世界有没有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经济学家在他的理想世界中威力无比，而在现实世界中什么也不是的原因所在。

很少有人知道，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各界，都存在疑虑，对这项奖的客观公正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除此之外，对经济学到底是否属于科学范畴也有较大争议。虽然最终这个决议是通过了，但这些争论从没有停止。很多经济学家便想：那我们就把它弄得更像科学！于是此后的经济学论文，各种新奇的数学公式满天飞，让人第一眼看上去无法分辨是物理论文还是经济论文。结果也确实如此，得奖的经济学家中很多人其实是数学家，这也好弥补了诺贝尔奖没有数学的遗憾。也有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是不喜欢用数学的，例如科斯和哈耶克。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弱势，现在的世道是：如果你不用数学写经济论文，根本就不可能发表。

只是有一点可能经济学家们没有料到，物理学家对数学的态度总有那么一点漫不经心，这是因为任何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总要有实验物理学家去验证，数学只是理论同实际的中间步骤。而实验室的验证必须同时间和地点无关，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任何实验室都应该有相同的结果。经济学则正好相反，从来就不曾有什么经济模型被实际所验证，而且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其结果也完全不同，因此经济学家们只得陷于数学的“苦战”之中无法自拔了。

经济学还模仿了物理学最基本的研究哲学，就是前面所讲的“拆零”，这一点已经深入到了经济学的骨子里，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一点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错。他们也把经济现象不断的拆成最小的行为，就像物理学家把遥远的星球抽象成一个质点那样，把人抽象成一个理性的经济对象。显而易见，质点与质点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如果质点之间也有区别，那问题就复杂到无法解决的地步了。同理，在经济学家眼中，人与人也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假定的话，问题同样复杂到根本无从入手的境地了。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刚开始学物理的人，都会被告知为什么可以将研究对象质点化，并给出了数学证明，这一证明最早是牛顿给出的，他在完成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后就发现了这一瑕疵，于是花了点时间找到了证明方法。而刚开始学经济的人，似乎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在笔者记忆中也不曾有人给出类似的证明。只是，经济学家们在分拆对象的时候，最终忘了重新把它们组合起来，一旦他们这么去做，结果就会大不同。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足以证明经典物理学的研究哲学为什么成功，而这种哲学为什么又不能套到经济学研究之上。

物理世界就像是一个精巧的钟表，打开盖子，里面有无数齿轮，物理学家只要把齿轮的运行方式都搞清楚，那么就能预言该钟表在任何时候的指针状态。经济学家也希望能够这么做，但经济世界就像是下围棋，即使经济学家能搞清所有规则（围棋的规则还是很简单的），他也无法预言下一步会怎么走。因为齿轮的自由度很低，而棋子的自由度非常高，这就使得物理世界的可能性只有当前的一种，这种可能性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至少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而经济世界的可能性有无限多种，每一种都会造成极为不同的结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的物理学已经远不是19世纪的物理学了，而且数学工具也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强大无比。为什么数学在物理中这么成功？是因为恰好物理世界竟然这么简单，简单到几个方程就可以精确的描述。然而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数学就派不上用处了。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N体问题”。这是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就是“二体问题”。几百年前的物理学家就能够顺利解决“二体问题”，三个差不多大小的天体放在一起，就是“三体问题”，然而“三体问题”竟然复杂到无人能解的地步。因为这三者是互相影响的，即使知道了初始的所有状态，也无法得知其后每一时间点的状况。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以及途中的微小改动，可以使得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没错，这就是混沌。

需要注意的是，“随机”和“混沌”是不同的，随机是可以预测概率的，例如，你总可以说自己投硬币得到正面的概率是50％，而且随机现象也符合正态分布。但你根本无法预测“混沌”的概率，混沌的结果也不会符合正态分布。

有人会说，既然该问题无法解，那么为什么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我们可以精确算出来？答案是，由于太阳太大，可以假定它是不动的，于是问题就很简单了。假如这三者大小相近，质量相似，相距也差不多，那鬼知道结果会怎样，最有可能是一个物体被弹出，剩下的变成二体运动。

在“三体问题”中，所有运行规律我们早就知道，初始状态也知道，但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如果是“N体问题”，那更无法解答了。这反映了一个棘手问题，当我们把研究对象拆零之后，我们竟然装不回去了。经济社会中的参与者多以亿记，质点不会思考，而人类是会思考的动物，我们连拆零都还没做到，更何况去重组呢。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很直观的来理解。我们可以计算天体古往今来的运动轨迹，但一个小孩，吹大了一个气球，然后他放开手，气球一下子飞了出去，我们永远也计算不出这只气球的飞行轨迹，即使我们知道了相关的所有物理学定律。

人们想当然的觉得，既然我们能够把整体拆成个体加以分析，那我们仍然可以把个体组合成整体，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种想法是错的。社会舞台就好比是一张台球桌，我们就是桌上的球，经济学家学会了物理学家的某些技巧，比如研究复杂系统要从简单的现象入手分析，于是经济学家先观察一只球在桌上的移动方式，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很多规律，比如球撞到边沿会反弹之类的，用这套理论他甚至能预测该球的运动轨迹了，于是他很高兴，立刻宣布该理论自动适用于拥有一群桌球的社会经济领域，因为不管单独放入哪一个球，他的理论总能很好的解释。但当球的数量迅速增多之后，球与球之间的碰撞便成了主流，甚至于有些球一辈子都不会和边界发生碰撞。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球或这些人一辈子都在做着无效率的事情，于是非常看不惯，便开始著书立说加以反对，不料却招来了破口大骂。

物理学家研究物体，但物体不会反过来骂物理学理论。经济学家研究人，人就会骂经济学理论。此时的经济学家可没有物理学的经验供自己参考，于是干脆就忽略那些谩骂，自以为是的去研究想象中的世界了。

最容易进行预测的事物是进行负反馈运动的事物，在平地上向前滑行的汽车就是典型的负反馈运动，滑行了10米，反向的摩擦力就要做10米的功，滑行的距离越长，摩擦力做的功越多，于是我们很容易算出什么时候车子最终会停下来。但进行正反馈运动的事物，我们完全无法进行预测。典型的正反馈运动就是地震，由于板块活动，某些地方的岩石断裂了，小规模的断裂并不产生任何问题，但有时候小规模的断裂会引发中规模的断裂，中规模的又引发大规模的，最后大规模的又变成了巨大规模的，于是地震爆发了。虽然人们已经完全了解其原理，但从来就没有成功预报过一次地震。可见，正反馈运动中的事物是不可能进行有效预测的。

二十世纪，人类的兴趣从物理世界回到了我们自身。我们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世界更像是物理世界还是更像生物世界，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应该从那里寻求帮助。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质点之间虽然能互相影响，但它们没有欲望、没有思考能力更谈不上理性与否。而动物是有欲望的，也有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会学习，因此人类社会更像是一个生物世界。

研究生物的发展就不得不研究进化论，因为进化决定了人类的偏好，决定了人类的行为。通过对生物发展的研究，我们发现并没有所谓的最优化结果，一切都是动态的，或者说凭借我们的智力，我们不可能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知道什么是最优化。因此，针对人类世界的最优化解答全都是自欺欺人。

我们还知道，生物也不太会有均衡的情况发生，其变化往往是来自突变，而非慢慢过渡。就像史上的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诞生了无数新生命，而且还是多样化的生命。极有可能，这一切都出自一件极小的事情，然后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逐级放大。这是物理界和生物界根本的区别，生物界的正反馈将一件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逐步积累，最终形成了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历史。曾经固若金汤的苏联，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倒下，这也是一种触发正反馈环之后的突变。

传统经济学家喜欢谈报酬递减规律，例如吃第二块糖总不如第一块这么好吃，撒两次农药并不能杀掉双倍的害虫。正因为报酬递减，所以个人或企业需要考虑边际量，也就是说企业会达到这样一种状况，逐渐增加产量，效益逐渐增加，但成本增加的速度超过了效益增加的速度，于是会达到一个边际，在这一点上，再增加产量反而会降低收益。所以，不可能有什么企业能够强大到控制整个市场。然而，在市场上放眼望去，充斥着报酬递增律。windows操作系统最初领先对手，于是针对这个平台开发的软件越来越多，这使得人们纷纷选择windows平台，随着用户数量的剧增，很多软件开发商干脆只开发win版本的软件，这就迫使新用户只能选择这个平台。于是，微软就垄断了整个市场。

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布莱恩·亚瑟多年来一直在鼓吹报酬递增律，他还指望这一思想会得到大家的普遍赞扬。可结果却令他失望透顶，听众要么无法理解，要么充满敌意。其实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某经济学家毕生的精力都花在用数学证明市场的均衡与最优化之上，现在忽然跑来一人说你证明错了，那肯定心里感觉很不爽。但是在多年之后，亚瑟才终于慢慢理解其中另一层深刻含义。简而言之，他正在试图挑战某种经济宗教崇拜，这就是针对自由市场的崇拜。

美国的经济学家比世界上任何一处的经济学家都愿意献身于自由市场原则，这也是目前世界的主流看法，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几乎是诺贝尔奖的专业户。美国人的自由市场理想已经同个人权利、个人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个人能够自由的做他想做的事，这个社会就是最优化的社会。他们会从心底里说：你看，我们都已经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苏联，难道自由市场的理想会有错吗？自由市场理想应该是最正义和最道德的，应该向全世界推行。

但是报酬递增律却说，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现状很可能起因于某件极小的小事，这件小事通过不断的正反馈放大，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很明显，没有理由说现状是最优的结果，因为可能的结果有无限多，现状只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也许并不能让人们获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结果，甚至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才是最佳结果。对于那些自由市场原则的狂热信徒来说，这些话并不那么好听。

那些信奉自由市场原则的人非常像当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全世界散播这一信仰，我们有十足的理由确信，这些人的出发点是非常真诚而善良的，他们是真心希望别人做正确的事（只是在自己眼中正确）。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某些进化设定给人类的本能，即——认同感的渴望。

认同感是人类普遍具备的一项本能，而认同感的最高级形式就是宗教崇拜。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具备认同感，因此我们认为具备认同感的人相对而言具有某些进化优势。下面来看看这种优势体现在哪里，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将眼光放宽到一百万年这么久。

我们不能把手放进滚烫的开水中，这一点即使你没去尝试过也能知道。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尝试才知道，别人告知的知识也是知识。具备最初级认同感的人，相对而言其学习能力也会较高，这是进化优势的最初体现。当然，还远不止此。

较高等级的动物都知道，结成某种联盟之后，会对联盟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好处。要结成联盟，首先就需要认同感，对团体的目标有一致的共识。那些具备最高级认同感即“崇拜”的人会为整体的目标献出个体的生命，这种组织是无比强大的，献身精神会激发所有个体达到自身的高效率。个体成员向组织提供了“崇拜”，于是组织提供给他最要紧的“安全感”作为回报，因此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接受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们，其眼中的热泪必是出自最真挚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有理由相信，这类组织会具备极大的进化优势。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类组织成员的后代。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绝大多数联盟都是狩猎团体，这类团体除了猎取食物之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防范侵略和侵略别人。可能有些团体崇拜山神，有些崇拜虎神，另一些又崇拜牛神，对于其成员来说，认同什么目标或者思想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认同”本身。与此同时，还要排斥异己，这样在战争中会占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不管是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信奉自由市场原则，仅从心理状态来说，是不可区分的。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处于这一心理状态的人，只能看到自身组织的优点，也只能看到对方组织的缺点。

有人会立刻反驳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完全不同，前者已经被普遍证明失败了，后者却创造出了有史以来最巨大的财富。这一点确实不可否认，但我们需要找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并且在毫无偏见的情况下进行讨论。

同一般人想法正相反，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充斥着计划经济。所有公司内部都是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公司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蓝图和计划，也要求员工对公司有认同感和忠诚度，否则就要被消灭（开除），员工自然也无权投票选老板。员工常常需要为了公司利益而做出某些个人的牺牲，例如无偿的加班是普遍现象。一旦做出某些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还会受到扣除工资的惩罚。员工对上层不满是正常现象，通常也不会受到处分，但如果员工到处向人宣扬反对言论，公司也有权开除他。公司的任何重大决定，不可能采用全体员工投票公决的形式，通常是管理层少数人说了算。公司里的贫富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某些初级员工其工资仅仅是最低工资标准，而对于大老板来说，整个公司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那些大公司，工厂生产线上的员工和负责人并不需要去关心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不需要关心产品是否能卖出去，他们只需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以上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我们问题是，为什么对于公司来说这是有效率的，而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无效的。

一个组织要有效，光有认同感还远远不够，该组织还必须是层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严格的层级制，任何公司的体制也是层级制，层级制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效率，使得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可能。层级制的优势究竟何在？

世界是复杂的，而人脑计算能力则很有限，这是由生物体的局限性注定的，大脑由脑细胞之间建立回路连接，这些回路连接对真实世界的各类关系进行模拟，因此我们才具备思考计算能力，而真实世界的复杂程度必然超过人脑，也就是说人脑注定无法了解所有世事。好在我们不需要了解所有事，因为层级组织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要完成一个巨型任务，但其中包括了无数子任务，这时由首领做出决定，将该巨型任务分解成十个子任务，由十个下级去完成。这十个下级，每人可以再把子任务分解成十个二级子任务，再分配给下级去完成，以此类推。每个人的大脑只要会处理很少的一些事，那么大家合起来就能处理包括上万件事情的大任务，这个系统把每个人的计算能力都有效的用上了，这可以认为是人脑计算能力的分工。亚当·斯密阐述了“劳动的分工”，但他没有发现“计算力的分工”。后者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前者。

层级组织在完成那些目标单一且容易分解的任务时，会发挥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最著名的例子是，二战时期美国的经济远远超过苏联，但美国二战时只生产8万辆坦克，而苏联这一数字是10.8万辆，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本土没有战事，而苏联在战争的初期就损失了大部分重工业，这一切竟是在同德国法西斯500万陆军进行本土作战时完成的。

在自由市场中，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能够创造出最大的财富？这是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政府不可能将如此复杂的任务有效分解，并交给下级去做，这已经超过了人脑的计算极限。不管拥有多少极其聪明的精英来规划经济的发展，其复杂程度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此同时，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很多任务一开始是无从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经济发展的规划越是具体，对经济就越有害，因为越是具体的规划就排除了越多的潜在的任务。而且，老百姓除了这些规定的事情之外，其他都不能做，这无形中也浪费了大量人脑的计算能力（创造力）。这就是苏联人能够把卫星送上天，但解决不了轻工业产品紧缺的原因所在。

自由市场制度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个人只要有想法都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虽然新公司创办的成功率极低，但相对于它释放的人脑计算力来说，算不了什么。同时，为了能让新公司能有效运转，它必须采用层级制度，这样它才能将任务有效的执行，此时才是发挥层级制优势的时候。

也就是说，自由市场提供了分散任务以及发现新任务的作用，自由市场下的公司都有一些很简单的目标，例如制造办公家具、开发休闲游戏软件等等，这些任务所需的信息相对较少，人脑对于分解这类任务是可以胜任的，同时层级制提供了达成现有任务最有效的途径。当这两者有效结合，便释放了人脑的大部分计算力。这也就是资本主义能创造出大量财富的原因。

自由市场也有劣势，这一劣势导致了股票泡沫、大萧条和经济周期循环。几个完全平等的个体之间很可能产生“死循环”，囚徒困境已经很好的做了揭示。这方面的现实例子也很多，股票涨了，于是极为乐观，因此去买，越买越涨，再吸引更多的人去买。这就是一种死循环。经济不景气，人们就悲观，于是家庭减少支出，社会总需求降低了，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人们就失业，失业之后更加悲观，更加减少支出，使得经济更不景气。这也是一种死循环。有一个镜子模型可以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两面镜子相对而立，此时每一面镜子中都有无限多的镜像；两面镜子相背而立，则每一面镜子中都没有镜像。如果大家都先猜测别人的行为，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为，那么死循环很容易产生。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无限回归”。

在层级制度中，是不会产生死循环的，因为此时总有一个上级来终止任务，结束死循环。美国的大萧条就是指自由市场陷入了“死循环”，这时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去解开死结，于是凯恩斯主义开始发挥作用了。凯恩斯最著名的论断是增加政府支出，出钱雇人把土挖开，再出钱雇人把土填上，经济就活起来了。这一看似无效的事，对解开死循环却很有效。

但是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限度，如果政府支出太大，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渐渐的，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起来，希望我们重新回归到19世纪的状态，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不被政府干预的社会。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就是这种政策的忠实信徒。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大萧条时期）的苏联正因为不是自由市场体制，所以避免了死循环和大萧条，这一巧合使得全世界的左派都更加坚信社会主义的优势，并投身于此，于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馈循环诞生了，中国人也踏上了这条路。这个循环可以无限持续下去，直到某一天崩溃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