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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新闻] 《读书》起了风波 [打印本页]

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8-3 08:28 标题: 《读书》起了风波

2007年07月31日新世纪周刊% [7 x' \5 c9 j9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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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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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杂志要换主编，竟然引发知识界的大讨论，成为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公共话题3 c! C  d+ v0 O. y)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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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读书》的老作者陈四益打电话联系采访，“《读书》最近这么火！”电话那头的陈四益顺口说道。陈四益从19 89年起，就开始为《读书》写稿，为丁聪的漫画配文，应该算是丁聪之外，《读书》最稳固的作者了，经历了沈昌文和汪晖、黄平两个时代。陈四益说：“一本杂志主编的更替本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现在却不知怎么闹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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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帅，一波三折  B8 q/ A( Q5 W' M* ?* P* A+ 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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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北京某报刊登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消息，拉开了《读书》换帅风波的序幕。此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猜测，一时之间各方反应不一。加上《读书》杂志的一位编辑站出来质疑此消息的准确性，换不换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换帅消息传出的一个多月前，即5月份，《读书》推出了六卷的《〈读书〉精选1996—2005》。1996 年，学者汪晖入主《读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平共同担任杂志主编。《〈读书〉精选1996—2005》正是汪晖与黄平职掌《读书》十年的成绩单。在换帅风波依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之时，汪晖、黄平带领编辑部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 《读书》10年文选座谈会”，王晓明、戴锦华等一些学界知识分子参加了座谈。在会上，近年来不绝如缕的《读书》“学术化”、“不好读”的老话题再次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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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日之后，《中华读书报》刊出《读书》确定更换主编的消息，换帅消息终于尘埃落定——汪晖与黄平将不再担任《读书》主编，改由三联副总经理潘振平担任主编，《读书》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但是风波并未平息，随后又有《读书》大多数编辑抵制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出。风波在更大范围继续扩散，波及整个知识界，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 v- J3 c+ E, q7 g$ m

　　时代之变，主义之争

　　从1979年创刊起，《读书》历时近三十年。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近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哪一本刊物，像《读书》那样，能让知识分子对它保持长期的关注，也没有哪一本刊物能在大批知识分子心中形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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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在80年代流传的口号可以证明当年《读书》在知识界的地位： “可以不读书，但是不能不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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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近十年，关于《读书》的争议日渐激烈。其大背景则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当“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黄平入主《读书》后，《读书》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主义之争”。2 L: r; A! U! {0 B/ Z9 L

　　在《读书》十五周年,即1994年时，学者刘小枫曾说：“从《读书》月刊十五年的历程中，可以辨识出诸多中国当代知识界的状况，当然，主要是知识界中思想文化者群体的状况。”这话显然在今天也依然适用。

　　由《读书》换帅风波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激烈争论，即可见《读书》的分量，也可见《读书》所存在的争议之大。“ 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80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精选1996-2005》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即将30岁的《读书》将走向何方？老作者陈四益说：“《读书》不可能回到过去，只能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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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诞生记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在大时代背景下，立即引起知识界的关注，成为80年代的思想旗帜# x3 e# a: J/ o1 s0 h* E4 C

　　“文革”期间，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被送往干校劳动，他们被称为“陈范集团”。在干校里，“陈范集团”开始酝酿一本读书刊物。

　　“大概在1970年前后，我跟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的事情，我们商定一旦有条件了，还是要办读书刊物，当时陈翰伯提议，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洁明快。”已83岁高龄的范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几乎无书可读，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都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这可把搞了半辈子出版工作、嗜书如命的三人难受坏了。# g- ?0 |: e2 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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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开过，陈原、陈翰伯、范用等人就开始实践湖北干校时期的设想，策划出版《读书》——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创刊号就惹了麻烦。李洪林的一篇《读书无禁区》引起了震动。文章标题原本是《打破读书禁区》，但在发稿时范用把它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杂志出来后，主管出版的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不妥。有人说我们这不是在提倡看不好的书吗。我这人有一个癖好，好书、坏书都看，听说有什么不好的书，我就要找来看看。我相信，人们有自己的辨别能力。”范用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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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号的《读书》在《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套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范用找出一本厚厚的《读书》合订本，指出这些字句。“《读书》的宗旨、定位、风格都在这里面了。”这也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读书》的编辑原则。

　　“每个月，我们和编辑一起开一次讨论会，研究下期杂志的内容。我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是，阅读每期杂志的清样，然后签字，才能付印。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我退休。”1986年，范用和陈原离开《读书》，范用的老部下沈昌文接任了《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2 s+ t3 r3 G! j$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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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陈翰伯和陈原已相继去世。83岁高龄的范用依然精神矍铄，范用家中的每间屋子都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编辑的《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等，当然也少不了《读书》杂志，一套套《读书》合订本被高高摆放在书架上。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范用依然在关注着《读书》。# y; H# h+ E) w. v

　　“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和之前的《读书》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是延续。而汪晖时期的《读书》，我读起来，感觉不对头，文章越来越深，越来越长。不少文章我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南京开座谈会，很多人跟我提看不懂《读书》了。这个时期的《读书》拔高了，学术化了。”% H  {1 r! Z9 t) N

　　新上任的《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吴彬是吴祖光的侄女，曾在范用手下工作多年。范用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吴彬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在编《读书》了，一直工作到现在，非常有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我相信她能把《读书》办好。《读书》不是学术刊物，希望能回到以前的办刊思路，不要拔高了，要办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看，给喜欢读书的人看。”9 k  y, P4 Q* s4 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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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十一年

　　汪晖入主《读书》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那场旷日持久的学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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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是汪晖和黄平为今年5月出版的《〈读书〉精选1996-2005》撰写的序言标题。而所谓“重构”，恰好是这十年引发《读书》争议的缘起。: t' ~" U% o$ b: C& O

　　1996年5月之前，《读书》一直是出版家办刊。之后，三联书店请来学者汪晖和黄平来主编《读书》，《读书》开始了学者办刊的时代。此后，《读书》已经坚持了十七年的“非学术性”和“可读性”传统风格，发生了改变。& o3 A/ y0 y( d; g

　　有关汪晖、黄平主持《读书》十一年间的争论集中在两方面：《读书》是否已成为“新左派”的阵地；《读书》是否沦为学术刊物，文章是否学术化、晦涩难懂。; o/ E& |! g: S, e; T.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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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之称都来自于西方学界。“新左派”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诸问题；而“自由主义”则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3 D* Q, ], M4 Y

　　但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国内“新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甘阳等人，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等人。双方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提出不同意见。新左派认为，中国已全面进入了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勾结的时代，因此已应该着力提防市场的副作用以及外资的副作用。而自由主义派则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左派所指责的那样一个时代，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起一个彻底的、完善的市场体制。他们指责新左派是把外国的问题当成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在这里大谈克服现代性的弊端。

　　当汪晖入主《读书》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读书》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这场旷日持久的学界之争；而汪晖的“新左派”身份无疑成为《读书》争议的焦点所在。/ J; n& e% C, U  F8 ]9 e$ c3 j

　　“让我惊讶的是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假定《读书》上的都是‘新左派 ’的文章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的图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思想自由并不等同于每个刊物应该毫无自己的取向。中国这么多刊物，反对者为什么不去发展自己的空间，却要反复地攻击《读书》？这真是奇怪。??为什么《读书》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和攻击？我认为与它实质地触及了现实及其利害关系有关，也与它愿意向‘常识’提出挑战有关。”不久前，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N- m  }+ `! b+ R/ m6 c" b8 D

　　“在《读书》杂志中，真正读不懂的文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更好读，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理论性的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文章排除出去呢？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新的单一性，这是很危险的。我很欢迎人们对《读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争论，对杂志进行批评，但十多年来总是说什么‘不好读’之类的话，这算是对思想讨论的批评吗？”显然，汪晖对外界针对《读书》的两方面指责，都无法认同。3 P6 h7 D6 e: y, ?2 T9 l

　　在汪晖看来，为人诟病的《读书》风格之变是基于时代之变所做出的选择。“从90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80年代或90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80年代和 90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90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引自《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H0 v' X2 C) V&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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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十一年中，《读书》探讨了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等问题。8 y' N& k& {( H+ r' 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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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和黄平也曾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读书》进行了一番比较：“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 m/ J1 a' g7 S5 o  \7 l' _+ p3 A% ?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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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读书》这十一年来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讨论，并没有切中时弊，甚至和中国现实发生了错位，一些理论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并且，“自由主义”还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何《读书》的主要作者都是“新左派” ，而之前广受读者喜爱的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的声音则在《读书》上消失？2 Y/ D8 G. m6 b: V& c

　　沈昌文0 G& u( y1 ]; V" q  i) d

　　普及精英文化

　　沈昌文，人称“沈公”，从事出版50年。沈公虽已76岁，却每天背个双肩包，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泡在咖啡馆，三更半夜在网上潜水，浏览名人博客。1980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开始参与编辑《读书》。1986年，成为《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96年退休。4 e- l; g  |/ l7 f, @5 y

　　对于吵得沸沸扬扬的《读书》风波，沈昌文不置可否。“听说我还被卷进去了，我早退休了，现在的事儿我都不管。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我们就聊聊以前的事。”1 d9 `5 D3 q) D; p. Q-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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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读书》在诞生之后能迅速成为一面旗帜，成为知识界的风向标？3 n7 a$ N9 N1 d

　　首先，《读书》出现的时机非常合适。《读书》在1978年底开始策划和筹备，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开过。当时的主编和策划陈原、策划陈翰伯他们把它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对于寻求“思想解放”的氛围来说，非常及时和必要。从建国以后到文革，很多书籍都是禁止的。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读书》的出现则显得意义非凡。这可谓是天时。3 A- O5 D" z$ c, I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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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的主编、策划和出版团队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出版家，陈原先生、陈翰伯先生、范用先生、史枚先生，他们早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办刊经历了，精于出版事业，他们为《读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应该是人和。

　　在知识界，有人认为《读书》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即“读书文体”，您怎么看《读书》的文章风格？" d$ o% z: E( E2 s8 S0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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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的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风格。既具有思想性，但又不晦涩难懂，而是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这需要作者具有很强的写作功力。比如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就是“厚积薄发”的典范。金先生是个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是他写的文章却是深入浅出，容易阅读。# j" Z! l2 u6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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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您提出《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可供他们“卧读”，特别强调文章的可读性，为什么？/ @8 c# C: E4 D3 L

　　事实上，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在《读书》创办之时，陈原、陈翰伯他们就已经强调《读书》文章的“可读性”了，我不过是延续了这种风格。他们都是老一辈的出版家，对于出版业非常有经验，清楚可读性对于一本刊物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早已确立了《读书》的定位，它不是一本学术刊物，而是思想评论刊物，而当时的一些老学者、老知识分子也特别认同文章的可读性。吕叔湘就曾经说过，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 “一般读者 ”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读书》不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它面对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知识分子。比如说“人的太阳必将升起”这样的标题，用的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而《读书》不会用“论人道主义”这样学术化的语言。

[ 本帖最后由日月光于 2007-8-3 09:30 编辑 ]

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8-3 08:28

《读书》的读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分大中小不同层次，《读书》的目标读者是哪个层次的知识分子？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应该是中层知识分子，但结果我们却发现除了一些中层和高层知识分子在看《读书》外，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也在看。我们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当时，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收发室直接把信件拿走看。其中有西部县城中学老师寄来的信，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事实上，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读书》起到一种桥梁作用，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把精英文化介绍给普通的知识分子。就像余秋雨、于丹所起的作用一样，把精英文化普及化，我很欣赏他们。* n% p) i7 S7 ?5 R' C: y
　　离开《读书》后，您还阅读这本杂志吗？9 y  @: b/ \2 H7 _! `6 ~
　　不怎么阅读了，因为我现在热衷在网上“潜水”，在饭馆研究餐饮，在咖啡馆闲聊，在旧书店寻找廉价书刊，外加身体也不好，严肃的东西实在看不过来了。* a: S2 }7 Q3 a' T
　　您怎么评价您离开之后的《读书》？
　　我已经离开《读书》很多年了，和《读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也基本退出了出版业，只是偶尔还帮忙介绍一些台湾书籍在大陆出版而已。所以，我无法做评价。
　　陈四益
　　在60前和80后
　　中间沟通思想
　　除期期为《读书》画漫画的丁聪之外，陈四益应该是这本杂志最稳固的作者之一。陈四益在1981年开始看《读书》，1989年，他成了《读书》的作者——丁聪画漫画，陈四益配文。此后翻开每一期杂志，都能看到他们珠联璧合的杰作。1996年，沈昌文退休，离开《读书》，汪晖和黄平接替主编之位，《读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但是陈四益与丁聪合作的“诗画话”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沈昌文任主编时起，这个专栏除了原先放在封三，后来换到封二外，没有任何变化。”2 007年3月，九十高龄的丁聪引退，陈四益又同黄永厚合作，继续在《读书》的封二开谈“画说”与“说画”。
　　这次《读书》换帅，引起的风波不小。0 x* ~3 J  l( J' v  {6 P$ u
　　一本刊物的主编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了。我看还是不要动不动就弄成什么“派别之争” 。文革时期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了，思维方式也不容易改变。不同的主编办刊物，当然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可以争论、讨论，但不要非加上“左”呀、“右”呀什么的。《读书》换不换主编，说到底，是三联书店领导层考虑的事情。
　　您在《读书》经历了两任主编，对于《读书》的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I- J+ d1 n9 }1 d5 h  n  _. D/ F7 |
　　我只是作者，和主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两个时期，我和丁聪合作的版面一直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两个时期，我和《读书》都合作得挺愉快。( a2 w. e7 A7 x0 F: F. J
　　沈昌文是一门心思编杂志，虽然文章写得很洒脱，但心无旁骛。他总是注意联络老作者、发现新作者，所以手里作者资源特别丰富，人缘也好，这对于编好《读书》这样一本杂志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那时经常举办的“读者服务日”，就搞得很有气氛、很活跃。汪晖是学者，学者的学养、工作习惯、文字偏好，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风格。后来的文章太学术化，有些文字过于艰涩难懂，恐怕同主编的喜好多少有点关系。
　　对于文章的学术化和难懂，您给杂志提过意见吗？
　　也跟编辑提过。我个人喜欢清新简易的文风，可能是受五四时期学者文章的影响。那时的文章，即使是在介绍海外玄奥的理论，也还说的是“中国话”，因为作者是经过消化之后才讲述出来的，比较易懂。后来《读书》上的一些文章，感觉好像没有经过消化就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术语搬过来了。范用说看不懂，沈昌文也说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当然，只是一部分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不只是《读书》上才有。几个老头儿说看不懂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否认可。
　　您觉得《读书》这些年的定位有发生变化吗？4 p* k0 N. U  N4 k  [
　　他们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内容、风格有变，读者自然也会有变，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些年来，《读书》的订阅量是在下降吗？
　　我一直弄不清楚，问过，但人家未必讲真话，所以后来也就不问了。你知道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在今天的中国，也算是商业机密，是个敏感的问题。前一阵好像说过订数下降，但是后来又说是上升。搞不清的事就让它糊涂些也好。
　　一些人怀念80年代的《读书》。* J) @6 L% m' f! y5 c6 e) z
　　《读书》不可能回到哪一个时段去。80年代有那时的环境。那时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现在这一代未必感兴趣。譬如我这样岁数的人，也就是80年代《读书》的读者，经历了那么多的折腾，深知如何不再折腾是中国的要务。所以对那些造成反复折腾的理论、体制、思维习惯，一直不肯放过。但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人，就觉得，何必老是唠叨这些陈年旧账呢？所以，怎么在60前和80后中间沟通思想，实在比空谈回到什么时段重要得多。; b& \& r. h8 h6 O
　　那您认为《读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K) V+ f3 U) V4 q( C' D: k) b
　　要搞清楚是办给谁看的。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办给学者看，就是学者，也不能只是办给老的或年轻的看。读者范围要更广，文章不要艰涩难读。《读书》毕竟是供各种读者工作之余、研究之暇看的一本刊物。要找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需要，办得丰富一些、活泼一些，也深入浅出一些。
　　《读书》应在哪些方面求变呢？+ x, t+ M# J) l, C  T
　　现在杂志刊物有很多，读书类的也不少，比如《书屋》、《书城》、《万象》、《博览群书》。《读书》要办出个性和特色，事非容易。不要一下子期望过高，给编者一些时间，让他们试一试。过去《读书》的长处，不管是1996年前的还是1997后的，都要承继。承先才能启后。5 M! _' X" Y0 S; d6 c% T  V! Z
　　徐友渔
　　这十年，它7 q% a7 y9 M8 A: c  {, H
　　没有切中时弊
　　出生于1947年的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执着于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等。他曾是《读书》杂志的读者兼作者。0 F7 G; ?8 c5 v# q: m. X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读书》？为《读书》写文章多吗？
　　我从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看《读书》的，后来又出国了，有好几年没看。为《读书》写文章那也是后来的事情，写得也很少，像朱学勤、雷颐他们以前写得多。最近8年都没在《读书》发文章了。
　　《读书》缘何能一创刊就广受知识分子欢迎呢？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阶段，大家都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读书》的出现符合当时的思想潮流，自然很受欢迎。) m  S  j. p, L$ ^8 g2 Y
　　有一种说法是，80年代的文化热成就了《读书》，您怎么看？
　　80年代的《读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在趋势上是一致的，《读书》肯定受到了文化热的有利影响。但是《读书》热不同于文化热，把《读书》在80年代的成就归功于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不正确的。《读书》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具体的东西包含在内，比如它的话题、文体、风格。而且80年代的《读书》并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把人们一直想说、又压抑得很久的话痛快地说了出来，尖锐、泼辣又具有生动性，所以它在知识界的中心，人气很旺。
　　有评论说，80年代的《读书》比较重文学性，而缺少对现实的关注？! h2 h/ O6 |! g& Z; S1 a- l0 W7 W) Y
　　80年代的思想界是常谈一些抽象的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讲一些“大道理”；但并不是说，这就不现实了，事实上，这是当时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经历过长时间的思想压制之后，那些“大道理”的启蒙显得非常重要，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4 \6 \5 Q! W2 `
　　您怎么看这十年《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v0 e# C5 Q( k1 Z2 N( I. L/ R
　　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很多文章是关于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讨论研究的，但是这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不是有错位的地方？中国主要是应该追求和建设现代化，还是应该批判、否定现代化？他们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另外，“新左派”对西方理论的照搬，也让人怀疑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其实这些年的《读书》对中国最尖锐的问题是回避的，没有切中时弊，批判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些理论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我倒是认为90年代后期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对现实问题更具批判性。
　　这十年的《读书》似乎争议很大，其中听到比较多的是《读书》学术化、不好读。4 F6 F$ @! h$ s( R$ [5 L
　　有人对《读书》的学术性强、文章不好懂提出质疑，我个人对学术性、理论性的文章不反感，这是个人阅读喜好问题。不过，作为一本公共刊物，如果很多人认为“不好懂”、“学术化”，那《读书》是应该注意的。
　　这些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最近十年《读书》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之前的“兼容并包”精神。《读书》早期的文章，不是统一成一种声音，它容许了多种声音的存在，有时也会登一些读上去很讨厌的文章的，都不要紧，这就是《读书》的兼容并包。但后来的《读书》丧失了这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是极大的退步。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对此进行辩解，说什么作者名单扩大了。但是为什么后来曾经广受喜爱的一些作者却从《读书》上消失了呢？比如李慎之、朱学勤、资中筠等人。& ~8 Q, W$ U/ k
　　您认为之后的《读书》应该怎么调整？, m. B9 a! X- A' A
　　《读书》应该探讨思想性的、严肃的问题，注重品位的高雅，为知识界内部的大众服务。5 X1 H5 i9 {9 W" N! f3 S
　　刘苏里
　　与《读书》
　　一起成长为公民
　　《读书》创刊那年，19岁的刘苏里从黑龙江的一个边疆小镇来到北京上大学。从第一期《读书》开始，他就是忠实的读者。“当时，还年轻，什么都不懂，看起《读书》如饥似渴，从头到尾，连那些边角缝、补白的文字也不会错过。”. r  @% W3 G. w9 {! V
　　刘苏里学的虽然是国际共运史专业，但却对文学情有独衷，看《读书》的同时，也一直在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而《读书》上黎澍、唐振常、金克木、陈原、王蒙、冯亦代、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李泽厚、梁治平、甘阳、刘小枫、苏国勋、汪丁丁、陈平原、李零等人的文章，都是刘苏里的所爱。; R- }  Q8 U* {2 z1 f. Y7 s
　　从创刊号开始，刘苏里期期阅读《读书》。《读书》所提出和推动的新思潮在他的脑中依然记忆鲜明，说起来如数家珍。“80年代中期关于‘宪政’的讨论，刘军宁、汪丁丁等学者写了不少文章；1989年，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发起了关于‘五四’的讨论；1994年、1995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都是社会转型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96年关于文革的讨论。《读书》始终站在问题和思想的前沿，说出了你想说却没想明白，或没想透彻的一些东西。”+ m  _5 S8 ^8 Z/ y
　　长期阅读《读书》，并从《读书》那得到启蒙的刘苏里对《读书》充满了景仰。“那时，我就觉得《读书》编辑部很神秘，也很遥远，虽然它就在北京。但那时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找到谁了，我也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大胆。所以虽然看了《读书》十几年了，但也从来没想过去拜访编辑部，它对我而言始终有一种神秘感。”1 L. U/ l) x9 I
　　直到1993年，刘苏里才闯入了那个神秘的《读书》世界。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的万圣书园在北京开业。而一向爱书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来到了万圣书园，编者和读者在此相遇。那年冬天，刘苏里拜访了《读书》编辑部。“我从没有想到是那样一间小屋子，很破旧，堆满了书，好像都没处落脚似的。”很快，他和编辑们熟悉起来，“一起喝咖啡、吃红烧肉后，就跟朋友一样了，开始神侃”。
　　“长久以来，我看《读书》不是因其文本和文字有多美，通常是带着问题去看，《读书》总是能提供一些新思潮、新理论、新概念，以及新的解释框架。可以说它一直伴随着我的心智成长。我们15岁时心智需要成长，45岁时心智也仍然需要成长。”后来，刘苏里这样来总结《读书》对自己的影响：“它影响我从非公民成长为公民。《读书》对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贡献。”: {+ D# a& J% K' p
　　直到现在，刘苏里仍然每期都买《读书》，但是1999年之后，他却不再细读了。“最近这八年来，我基本上就是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作者，有感兴趣的或有欣赏的作者才细读，比如李零、刘小枫等人的文章。甘阳好玩，我也爱看他如何吹牛。偶尔有我朋友的文章，无论倾向，我都读，比如汀阳的。”在刘苏里看来，这种阅读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读书》自身的原因，也有自身成长的因素，还与社会更开放、信息更丰富有关。
　　在2005年时，万圣书园与万科北京公司曾举办一场“启蒙时代的《读书》”的活动，李洪林、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王蒙、冯亦代、赵一凡等人为《读书》所写的文章手稿被展出，还请来了赵一凡、陈平原、资中筠、陈乐民、刘德海等《读书》作者、读者开座谈会。那是一个自发的民间活动，也是那些年为数稀少的、关于《读书》的活动。刘苏里对《读书》的感情可见一斑。
　　对于《读书》风波的“派系之争”，刘苏里这样评价：“我并不否认一份杂志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谁见过没有立场的杂志？具体到《读书》，那我要问1996年之前《读书》的立场是什么？它有着怎样兼容并包的传统？后来坚持这一传统了么？《读书》不是1996年才诞生的，之前它已有17年的优良传统，它是难得的知识界与知识大众交流的公共平台、是社会公器，它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流派的同人刊物、不代表任何一派，只要言之成理，左中右老中青都可以发言。李陀、陈燕谷先生办的以书代刊《视界》这样的‘新左派’刊物，没有人指责它的立场和倾向，因为它从诞生起就是‘新左派’刊物，是学术刊物，面对的也不是知识大众。汪晖先生也参与创办过一份跨国刊物，名字我忘了，新左派立场，人们也不会对它说三道四。但《读书》就不同啦，《读书》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关切和立场，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调整，是不是也应该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呢？”
　　“以后的《读书》，应该对前28年的传统做一总结，不仅要总结前17年，最近11年也要做总结，这11年也有它的传统，也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方面。《读书》要永远摈弃门户之见，在继承其传统价值立场和问题关切基础上寻求与时代共呼吸的节奏。”刘苏里说。$ t( l# C& {- X, P
　　王晓渔+ C) u5 i3 L9 w. m' c( r
　　恢复《读书》的
　　公共性- P8 \& N4 g2 X+ F4 b; [% w
　　《读书》创刊时，王晓渔才刚刚出生不久。对于《读书》来说，他应该算是第二代年轻读者。在上大学之前，出生于安徽城镇的王晓渔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而1995年上大学后，却总是听到历史、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本杂志。于是他跑到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读书》，开始了与《读书》的缘分，那是1995年第十期的《读书》。“我当时从到尾都看了，当时才刚上大学，看不太懂，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天，一知半解。”后来重新再回看那期杂志，王晓渔才发现，其中有好几篇文章影响很大，比如李零的《汉奸发生学》、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y% s( E  G! w& `
　　从1996年起，王晓渔开始固定购买《读书》。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王晓渔把《读书》当作成专业之外的知识和信息来源，对历史的、哲学的、思想的、社会学的文章非常关注。“我还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可以说，我当时的很多社科哲学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读书》，它是一种思想中介。它的文章和话题往往都具有前瞻性，它把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介绍给你，引导你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感觉它总是在你前面引领你。而且，你从《读书》那就能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和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  R! j) L9 q3 J$ U- F) C
　　此后几年，王晓渔阅读《读书》的习惯从通读转变为看目录重点阅读，到了2000年之后，他基本只是在书店翻翻而已，几乎不再阅读了。“后来，我发现再也无法从《读书》那了解到相对完整的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了，这份地图变得残缺不全、派别倾向明显。对于整本杂志来说，常常陷入逻辑简单重复的境地，这不是指单篇文章，而是感觉大多文章都是在互相印证，逻辑重复，失去了多样性。”3 P/ q6 H( O/ T
　　“也许这些年《读书》的发行量真的没有下降，但是发行量不等同于影响力，我感觉《读书》的影响力却是在下降的。以前围绕《读书》文章所展开的讨论经常发生；但后来，《读书》在知识分子之中不再那么举足轻重了，不再是随便闲逛的茶馆，而是某户人家的客厅——闲人莫入。然而出于品牌的惯性，人们仍然对它保持关注。”
　　对于换帅之后的《读书》，王晓渔保留了一份期待，打算从8月起重新购买《读书》。“换帅之后的《读书》，最重要的是恢复公共性地位，重建可供公共讨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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