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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
德国大使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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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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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4-23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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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使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与非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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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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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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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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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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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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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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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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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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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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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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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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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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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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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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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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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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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日月光 于 2007-4-23 16:0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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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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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驻华大使纵论中国崛起: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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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rad Seitz, China - Eine Weltmacht kehrt zurück, München: Siedler Verla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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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十九世纪儒家帝制的崩溃以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失望;也讲述了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以及之后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奠定了未来强国基础的历程。20年后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是否还会陷入古老帝国的传统之中?她是世界的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有一个事实正在被关注: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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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前德国驻华大使。该书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全球累计销量达500多万册。有德国媒体认为它是一部十多年来最好的反映中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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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作者:[德]康拉特·赛茨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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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于2000年在德国出版后,不久便在阿拉伯国家被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已再版了十次。本中文译本系根据德文本2003年的修订版翻译而成。近年来,该书已成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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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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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太监郑和所率领的这支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想想看,即使在183年后,西班牙的大型舰队充其量也就只有132艘船!在郑和的这支舰队中,有62艘九桅杆的“宝船”,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其中船身最长的是135米,最宽的是55米;而哥伦布在1492年开往中亚,并且在美洲登陆的那三只“核桃壳”船,加在一起也就刚刚66米,假如把这三只船装到郑和的这艘大船里,充其量也就只占半船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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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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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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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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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秩序遭毁灭的时期。大约自公元前1040年起,周朝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封建领主国家。公元前771年,周朝设在西部的京都却被游牧民族占领,周王被一个叛臣谋杀,这个封建王国终结。新京都洛阳位于稍远的东部。留给东周的诸侯们的权力仅仅是担当所谓的礼仪角色:他们可以单独祭天。另外,有数千名昔日的封地侯,他们事实上独立于周王室,而且彼此为了扩大地盘连年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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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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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代到第一个皇帝,经过一千几百年,中国文化在这个时期围绕着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21并且不断发展,而围绕着他们的是文明程度低一些的民族,这曾是中国人的感受:东北是狩猎和森林采集的民族;北部和西北部是游牧民族;西南部是山野民族,南部则是原始民族。而秦始皇帝所建成的第一道长城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屏障,构成了被开发的农田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之间的一道界限,这也就把农业文明给禁锢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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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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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反对派尝试着去丑化这些赞扬中国的观点、表现。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是如何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统治的。可是,在伏尔泰看来,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体系是十分圆满的,因为满人入关后是以儒家的方式治国,其国体、政体在少数民族执掌之后仍然继续着。当罗马文化随着其王朝而衰落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却接过了汉人的伦理道德及其国家设置。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兰策斯·魁奈③在他1767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明:中国国体与政体的持续、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适合于那种处在繁荣发达状况下的政府的生存原则,还可以作为所有政体借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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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帝王朝代周期 轮回的末日(1793-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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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早上6点钟,晋见正式开始,而外交使团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到达,等待皇帝的接见。马戈尔尼屈膝致礼,并把一个盛放着乔治三世亲笔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为亲自带来的礼物,他还面呈了一对搪瓷烧制并镶嵌有宝石的时钟。作为回赠给乔治三世的礼物,乾隆交给这位英国使节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玉如意,并且补充说,他祝愿英国国王像他一样长寿。随之,乾隆宴请了使节代表团。乾隆所显示出来的尊严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在回忆录中赞誉为“灵光闪烁的英明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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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190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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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教士们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们以许诺人们在犯罪情况下不受惩罚、在地方争斗或者冲突时给予支持,以此赢得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许诺无疑刺激了人们加入基督教团体。有一次,数千名白莲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礼,以便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批评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纠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这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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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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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中国陷入了混乱,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将领,或者按照英文称作军阀的就有100余人。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个甚至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尽管外国政府也认可这个政府,可是所控制的也就仅仅在北京军阀炮火所能威慑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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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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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宣告建立,由此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自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一大批日本军队长期驻扎在北京。1937年7月7日,一支日本武装部队在北京西南郊附近的芦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方即刻由满洲以及日本本土调集大批军队,开往北京。可是,中国人这次真的决定要全力抗击。一场不宣之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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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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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端源于毛的观点,他认为苏联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不是通向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滋生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不符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以剥削农民的方式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方法,粮食是以非常低的国家价格向农民征购,而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农机设备却要农民支付很高的价格。然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农民,还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上,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只有当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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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大结局(197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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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是一个萧条的时期,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熄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这种火焰再次点燃。痛苦的回忆、对不停遭受压制的恐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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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毛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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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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