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德国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撰文分析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失利的原因，作者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剖析了美国军事理论界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既“究竟是美军对普鲁士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深信不疑导致他们在伊拉克面临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还是鉴于在伊拉克犯了严重错误，应该进一步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指导”。 , w3 U$ T; D1 A" n8 x
2 v/ T9 X0 a( z- O+ Y 作为一名德国学者，赫尔弗里德深知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对整个西方军事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北美军事家们在阐述其理论时大都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以支持自己或批判对方的观点。如美空军上校沃顿在《空中战局》中提出的“五环目标理论”，其灵感就来自于克劳塞维茨的重心作战思想。但引用和理解是两回事，美国人是否抓住了克劳塞维茨军事着作的实质?是否仅仅把其作为“指导军官培训的准绳，但其着作中蕴含的分析能力却丧失了？”是否使“军事行动不可取代政治既定目标”这一学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些都发人深省。 ' m- Y ` n8 R" i( x& B. K: {3 ^ 5 B _8 @0 D0 k' |+ l 过于看重技术和战术的创新 6 p& P1 u4 H" U! O9 n" M' p1 }- }( z3 J: J
伊拉克战争爆发已经四年了，这场战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美英联军的“前易后难”。美英联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政权，却无法征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直到今天，美英联军仍深深地陷在伊拉克境内的恐怖袭击、宗教冲突和游击战争之中，他们既无法平息伊拉克国内的混乱局势，也无法平息自己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情绪。 $ {% o- j' i6 D2 g; z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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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四年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美国军事理论界也随着这场战争的“前易后难”而上下起伏、激烈争执。伊战初期的胜利，曾使整个美国军事理论界为之奋然，并宣称新的作战理论对美军赢得伊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随后，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改革派就自信地提出了“10－30－30”的军事战略构想，即10天部署军队，30天完成作战，30天重组部队，一年可以应对五场战争，并强力推动美国军事转型。但战后的事实不光使这些举措受到强烈质疑，就连拉氏本人也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而引咎辞职。面对朝鲜的核子试验，美国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进行“妥协”。目前，美国的军事理论界仍然处于“反思——困惑”的“混乱”状态。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美国的军事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Y. a! Q3 w0 w5 ]
4 B" a% p& c4 r 客观上讲，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理论就一直处于不断创新中。美国的军事理论家们针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汲取战争的经验教训，结合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作战理论，如快速决定性作战、网路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五环目标选择、平行作战、OODA决策优势等。同时，美军也十分重视用战争实践检验这些理论，随后的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成为了美军新理论和新装备的实验场。一时间，这些理论“风靡世界”，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许多国家纷纷学习、借鉴、甚至仿效的样板。 9 _2 T3 q! U! P
' Y0 a! d( d4 |9 K 但是，如果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美国军事理论的繁荣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 n: ?0 ~1 i' X3 K; f& ~6 O6 y/ a# I' g! w" @% R
在美国的军事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种重技术和战役战术层面研究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政治及战略层次的思考。这一潜意识植根于美国建国后历次战争中所沉淀的片面经验——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术的先进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这种片面思考问题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美军在学习经典军事着作时学的不深，消化不良。例如，沃顿的“五环目标理论”起源于克劳塞维茨的重心作战思想，但似乎沃顿忘记了以下事实：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战争时曾敏锐地发现了战争中的“精神要素”，因此把拿破仑誉为“革命的皇帝”，并在战争中观察到了民众的巨大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伊拉克国内民众的因素考虑过于简单，认为摧毁了伊政权就可以万事大吉，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伊拉克民众会欢迎这些“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目前，美国一些理论研究人员已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伊拉克战争经验教训报告》就指出：“美国的军事思想根本不注重大战略、终止冲突或军事行动后果”，“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赢得战争，而非赢得和平”。 ' p4 j8 V" k! C& ]8 \; J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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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定性会战”太过痴迷 J6 S- Z: q3 E$ \) f. M: g" b& Q
从理论思维的根源上分析，美国的军事理论深受西方历史上所推崇的“决定性会战”的影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就明确地把“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作为其作战理论的核心。在西方传统的军事理论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历史传承。如瑞士着名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就提出：“在一种结合性的努力当中，尽可能将我军兵力的大部分连续地投掷在战区的决定点上，尽可能打击敌方交通，而不危及我方的交通的情况下，针对决定点进行决战。”这种思想被约米尼视为不变的“战争原则”。同样，克劳塞维茨强调攻击敌方作战重心；德国古德里安装甲战的核心思想也是集中坦克于主要方向，对敌实施突然的进攻，扰乱并摧毁敌整个防御体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的马汉在其经典着作《海权论》中也提出运用主力舰队在决定地域进行决战的思想。但应看到的是，这种“决定性会战”的理论传统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它的着眼点偏重于力的张力，偏重于敌我力量(包含科技差距、战术优劣)的对抗，偏重于进攻性，偏重于对战场主体——军队的控制，过于重视作战的结果，而忽视了普通民众及战争的后果。 " s0 H; c( o: ]& X8 x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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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积淀太深 1 ]4 M! W8 Y) c/ | 3 F: p( A7 H0 s' I) z- D* W; l 实用主义哲学的弱点在美国军事理论研究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容易急功近利。 * ^; o v0 q$ O/ v8 A+ e2 u& e+ |: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