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 ! w7 F. ]) o+ N.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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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大会已散，不过托顾彬的福，由汉学大会引起的话头却余音袅袅，主办方想必对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为满意。 ; b$ f. U) \+ H3 C6 c+ l b) r& c
$ s! x$ I# S$ w 顾彬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语论”。将“不会外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灶之一，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显示出顾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 ! ?" p2 [4 K* {. G5 ?3 U
3 G6 o3 T" _' ?! p 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4 f$ j4 d5 |- e% |7 K* d
5 ]$ {6 q0 ]/ m: ]' h" A 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 E& h, i- Y: Y7 `6 g& x6 H p4 G : L. }5 D( J6 D8 q' I X& y 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 _& }6 M; P7 {# F$ C 4 |+ I' x$ X( f. g3 f$ c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0 j' c& s- P1 q9 p& b8 y. B " M. ]% m9 v! g 不过，“外语论”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是，中国的作家理应通过外语的研习，反过来观察母语，并进而提高母语水平。这种说法并不希奇，古代汉语管这个叫“假道伐虢”。 0 I, Q9 O p# L!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