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p; V$ p/ o, O 李乐曾：比较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想到了在德国发生的“格拉斯事件”。京特·格拉斯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直致力于鼓励德国人正视侵略历史，并因此享誉世界，被人们称为“德国的良知”。然而，去年他在一次采访中，竟然向媒体承认他在15岁时参加过党卫军冲锋队。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格拉斯表示，强大的羞愧感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选择向德国人坦白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格拉斯的诚实和勇气可嘉，但不少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原谅他。德国的重量级传媒人费斯特公开挖苦格拉斯，称“哪怕是他用过的老爷车，我也不会再买了”。从“格拉斯事件”中，不难看出，在德国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一旦和纳粹沾了边，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的厄运。 0 U3 s& I9 W6 r
d/ B! V. f) Q& u" g6 q7 \ 庚欣：与德国相比，日本社会还没有形成这种对历史反省的强大的社会氛围。今天日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矛盾：客观上有关战争、军事的国家功能及社会功能多被解除，但在主观上，却未在精神上建立起与客观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心理结构。这种社会矛盾的形成与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很大关系。冷战爆发后，为了将日本塑造成反共堡垒，美国压制反战的进步力量，不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彻底清算。可以说，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是今天日本少数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 % \3 H! X( }3 l7 E# J(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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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曾：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内部因素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有着更明显的不同。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后，德国成为战胜国的盟友，在历史问题上德国面临的压力明显减弱。德国一些有识之士并未因此放弃或减弱了反省，反而开始推动加强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1958年的乌尔姆审判、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了一次痛苦的自省和内心拷问。 ' ~; a' G/ D& w7 K+ o: r , M% u2 p" L J+ n, f3 @7 w! q2 { 金嬴：两位都提到日德战争历史观的差异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我非常赞同。一味批评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进行认罪、忏悔和赔偿，其不足在于在因果关系中重视结果而轻视原因，因为日本和德国战中、战后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比较和评价两国的态度。但一味强调日德不可比，反倒凸显了二者在主动性上、在道义上的巨大差异。 $ F( |9 E% |0 J' [$ u$ ^5 v \# I- w4 @; q) |8 Z
社会保守性让日本社会缺乏批判精神 0 r& D: V( i2 t
$ J9 n. B3 q4 x: ]& X: X& c; Y 李乐曾：曾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基民盟议员本达说过这样一句话，推动审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这其中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2 ]0 {0 {" Q* w- j: A$ p5 i' j/ e% w
) F, ~# V6 W: d- D8 t 庚欣：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国家对“原罪”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东方国家的“耻辱文化”更有“成王败寇”的意味，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另外，也应看到，德国一战失败后，也曾有过因历史悲情等被法西斯利用、重蹈战争覆辙的教训。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可能正是第二次失败，才真正唤醒了德国人反省自我的批判精神。 7 x& p# [/ R9 Q0 {& U$ c) e
, m2 J s. \; p6 Q 李乐曾：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与德国不同，日本具有以神道、大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做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 n, W" [9 w$ t+ w4 i' o ' ]+ H8 y3 K6 L. P. [2 j( S6 x2 X/ L 可以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民对反省二战历史采取了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一状况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经济奇迹”之后，德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从60年代末开始，国民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的特征，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不断扩展，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2 K0 N% J7 j% D4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