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6 r4 D' ~, D, G6 D 第二种可能是，这个女人确实具有“施虐－受虐”的性倾向。她与部分男性一样属于性倾向中的少数类。她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想像中都渴望施虐或受虐的性行为。但是，即便是有受虐倾向的女性，在真实的强奸事件中仍然只是受害者，而不是享乐者。因为在虐恋关系中，“施虐－受虐”只是性爱活动的一个环节。它必须以双方的相互爱恋为基础、以双方共同的欲望为前提。“所谓虐恋正是一种双方同意并预先商定的施虐受虐游戏，而不是由一方任意施加的暴力。毫无准备和突如其来的痛苦绝不会导致性快感，即使有最狂热的受虐心理的人也不例外。有人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真正的受虐狂如果无意中被车门夹了手指，他也绝不会喜欢那种疼痛的。”（李银河）现实强奸事件发生的时候，被强奸者面对的不是自己认可的欲望对象，她被剥夺了自主选择性对象的权利；同时强奸事件也不是在被强奸者有欲望的时刻发生，她被剥夺了选择自己有欲望的时刻进行性活动的权利。被强奸的女人在异性暴力之下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性工具，彻底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这样，强奸事件就违背了性爱的自愿原则，是对人身心两方面的伤害。它与虐恋关系中对性欢乐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施虐－受虐”行为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 H+ g& v$ L4 ~2 O; n% n/ C6 A f! V
归结起来，女性强奸幻想有两个不同于现实强奸事件的基本特点。一是强奸幻想总是发生在女性欲望炽热之际；二是幻想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欲望需求选择强奸者和强奸方式。这样，主动表达女性欲望的强奸幻想，就和现实中女性毫无主动性的强奸事件有着巨大的鸿沟。强奸幻想成为一部分女性欲望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并没有什么女人真正愿意被强奸。所以，部分女性存在强奸幻想，丝毫不能证明现实强奸事件的合理性；而女性强奸幻想与现实强奸事件之间的距离，恰恰证明了现实强奸事件的非人性特质。+ Z5 b. v7 ]9 t/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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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文学中大量的强奸描写，通常并没有关注女性强奸幻想与现实强奸事件之间的距离，不仅不具备对现实强奸事件进行批判的文化力度，反而通过虚假的女性性反应描写、女性心理描写，把女性界定为普遍渴求被强奸的性别群体，对现实强奸行为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对女性生命起着伤害、践踏的作用。) b3 j% s m0 t- 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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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文学最常规的模式是：某个女人原先根本不知道或者忘却了自己是有欲望的性别，经过男人强奸之后，才发现了自己的欲望，才体验到了生命极致的欢乐，从此不可遏止地企盼着男性性暴力，并且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本质上是淫荡、卑贱的。 8 U% R8 |1 D9 Z0 @( \, ~+ Z6 i8 E% U# W
这里，强奸，这一男性对女性进行性伤害的行为，在话语霸权作用下，被粉饰成了是男性帮助女性发现自己欲望、创造自己生命欢乐的行为，而女性在强奸中所受的精神伤害完全被抹去，女性在强奸中所受的肉体伤害被说成是女性获得性快感的必要刺激。女性被强制界定成了以身心两方面受伤害为乐的奴性群体。仿佛女人身心受奴役越深、性欢乐就越深。仿佛女性的性欢乐，是以确认自我人格卑贱、羞辱自我生命为必要前提。强奸文学的隐含作者、叙述者以及与他们同谋的隐含读者，既在女性被强奸快感的虚假描述中，制造着女性被强奸的“合理性”；又在对女性肉体形象、女性虚假欲望与女性真实痛楚的窥视把玩中，居高临下地宣泄男性关于性和暴力的双重欲望、阉割女性主体性；同时还在对女性的道德鄙视中树立男性的精神优越感，从而牢固地建构起男强女卑、男主女奴的性别权力关系。然而，一旦男性强奸文化给定的卑贱、奴性的本质界定，在文学作品中强行占据了女性的人性本质，那么，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合理的人性欲求就必定会受到这种话语霸权的压制。这必定会使得一些女人不敢直面自己不含受害欲望的性要求、不敢有生命主动性、不敢要求异性的尊重、不敢对奴役作出反抗、不敢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总之，它使得一些女人不敢拥有自我生命的主体性。. M* n/ ]" ~; P' \/ V+ B- M(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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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强奸文学，实际上不仅是表现强奸题材的文学，而且是对女性主体性进行强奸与阉割的文学。其实，它强奸和阉割的，又岂止是女性的主体性。它从男权立场出发，把男性高高架在性主人的地位上，结果却在话语层面上把男性人格阳具化了。《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努力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行动，……对沉溺在极度刺激中的王六儿来说，对方的那话儿越显得强大而富有进攻性，它便越像一个手淫的工具求求角先生。”（康正果）所向无敌的阳具，在对女性施暴的快意中，实际上也阉割了男性人性的丰富多面性、阉割了男性区别于动物的主体价值。施暴一旦在文学想象中占据了男性本质，男性人性实际上也就面临着被等同于动物性侵犯本能的价值险境。: m5 B( ?3 _5 z) W+ z' z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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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可施暴的强奸文学古已有之，且源远流长。它塑造着阳具化、暴力化的男性和奴性化、卑贱化的女性，是非人的文学。然而，在世纪末人性解禁和价值虚无的文化氛围中，却有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强劲势头。其理论支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化思潮中对传统价值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后现代文化植入过程中对现代性价值的盲目否定。一些男性作家以民族性、日常生活性为堡垒颠覆基本的现代人性价值观念，重温向异性施暴的男权旧梦。殊不知，要在当代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就必须以现代人性、以男女具有同等的生命权利为基本尺度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甄别，那些美化强奸、奴役女性的性别等级文化，因为与尊重生命价值的现代观念相悖，就应该被淘汰在当代民族精神范畴之外。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日常人性观念，肯定人的肉体欲望，也应当以摒弃性别压迫、避免人性物化为基本前提。那些把日常人性等同于男性的日常人性、再等同于男性向异性施暴的动物性这种思维逻辑，也应该得到有效清算。后现代文化对性爱的多元化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向东方横移的过程中，其解构本质主义、探索性爱自由、反抗多数类压迫少数类的价值取向，往往被误读成是对男性以自我为霸权主体、以女性为性器具这一封建男权意识的纵容，从而失去其对现代性文化进行反思、补充的合理性，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前现代性别等级文化合谋，对女性生命形成新的压制。当前，以拿来主义态度借鉴东西方文化资源，必须以真正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人性建构为本位立场，以尊重和探索生命合理性为基本尺度，在防止各种禁欲理性对男性肉体形成压抑的同时，也必须防止生物本能尤其是生物侵犯本能（诸如强奸）对生命的戕害，必须彻底摒弃把女性欲望与卑贱人格相连的封建伦理。' k/ v* }) e5 E7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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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只要不否认自身还有以权力话语干预现实的实际作用，只要还愿意直面人生，那么，它对强奸的描写，就不能忽略女性强奸幻想与现实强奸事件之间的巨大鸿沟，就不该无视虐恋与强奸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仔细辨析部分人的施虐－受虐需求到底是真实的性倾向还是权力文化制造的人性变异，就不应漠视被强奸者所遭受的身心戕害，不应纵容强奸行为中的人性之恶，更不该借文学幻想之名对异性进行精神施暴！当代性文化对性自由可能性的探索，也绝不能以一种性别奴役另一种性别为条件！8 p& T7 r" F% W, }7 e, h1 n
5 l' g9 R* @: g. S n2 c注释：4 L- \4 Q( z7 w" v5 ~. Z5 s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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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求求对女性形象的肆意歪曲和践踏》（《中国女性文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版），盛英：《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文学评论丛刊》第5卷第2期）等。7 L/ E9 B$ ~% f$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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