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让我们再一起来考察一下，今天网络时代的真正关键词——“性”（在这个所谓“眼球经济”的时代，每个网络从业者都心知肚明，最“抢眼球”的实则便是“性”，点击率自身也已拉下了这个关键词的遮羞布）。在这个“敏感的”地带，那相同的“Ｘ without Ｘ”的意识形态操作，难道不正是在隐秘地进行着？今天那所谓的计算机化的“虚拟性爱”（virtual sex）或“网络性爱”（cyber sex），难道不正是一种“decaf”sex（“seX without seX”）？即：依靠计算机屏幕以及网络视频头为平台的没有性接触的性，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标语来说，“安全性爱”（safe sex）。
这时，我们将遭遇到一个最有意思的离奇的颠倒：当缺乏对日常现实（即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这一自我反思性的批判视野时，当今大众文化中以金庸与琼瑶为代表性范型的那些话语，便完完全全地发挥着意识形态掩盖与欺骗的作用；然而，一旦带着这样的反思性视野来进行阅读的话，他们笔下的神话/童话，却恰恰成为了最激进的实践路标：即纯粹地为爱而爱（即为爱“X”而爱“X”），而非只为喜爱那符合自己幻想的“好东西”而“爱”（即实质上为爱“Ｘ without Ｘ”而爱“X”）。此处的根本性吊诡便在于：不能是“直接地天真”（比如像孩童那样自发地说真话），而必须是执着地穿透意识形态重重迷雾之后选择天真（如洞察了所有说假话的“好处”后选择说真话）；换言之，并不能“天真地”、“直接地”为爱而爱，而必须是反思性地、穿透幻想地为爱而爱。在当下的氛围中，直接遵循前者的话，人们仍势必坠入意识形态的狡计与欺骗之中，如今天许许多多纯然等待爱情、却总是一再被“伤害”的女孩子。我一次次地被身边的女性朋友告知，那曲王菲演唱、林夕作词的流行歌《暗涌》，唱出了她们那渗着血泪的心声：“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林夕的词将“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解释为命运式的“悲剧”（所以，只能痛苦地接受……），本身也正是在实质意义上扮演着一个意识形态谎言的角色：这一“悲剧”从来不是来自于那子虚乌有的“命运”，而正是来自于她们对爱情的“天真”期盼，即简单地以为自己既是别人欲望之对象，同时也正是那份欲望的肇因。
我们可以借助黑格尔（G. W. F. Hegel）这对概念——“实质”（substance）与“主体”（subject）——来对“色情制造业”的结构性秘密作更进一步的哲学性分析。黑氏的著名论断是，我们应不仅将“绝对”（the Absolute）构思为一个实质，并且将它构思为一个主体。就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哲学命题：主体恰恰不具有实质。换言之，现代的主体性，本身的核心便是一个缺失实质的空无。
根本性地，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中，从最淫秘隐晦的“色情制品”、到最公共宏大的“普遍人权”，根本上分享着同样的结构性秘密（即“Ｘ without Ｘ”）。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反转性地来理解“色情制造业”的秘密：人权有多么受欢迎，色情片就有多么受欢迎……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甚至在一些最严苛的伊斯兰国家，色情片都禁止不了（就如同那里的统治者同样无法全然取消来自西方世界的“人权”一样）……
回到“色情制造业”以及“decaf”系列产品的商品-市场层面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今天这样的“Ｘ without Ｘ”的“decaf”产品之泛滥，以不露痕迹的隐秘方式，究竟给我们所处身的这个现实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顺着这个追问展开思索，我们将不难看到：它根本上正好是颠倒了孟子的那条著名古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些去除了其根本性实质的“decaf”产品，正似乎使人“得兼”了所有欲望中的“好东西”（鱼/熊掌……），而不承受它们本身所包含的种种会破坏那支撑欲望的幻想的东西。
对比起来，我那位咖啡从早喝到晚的“咖啡鬼”室友，实已算是当代享乐主义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例子；比之过度的例子，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遭遇了太多太多。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逻辑，正是竭力使每一个人（“用户”）无止境地进行消费；那百事可乐的广告语，不正是将这一隐藏的彻底享乐主义之逻辑表达得直白通透至极——“Ask for more!”（要求更多；该广告语的官方中文表述甚至更为赤裸裸，“渴望无限！”）那“想要多少就尽情多少”的“decaf”系列产品的泛滥，便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操作的主要产物。而那早已成为今天绝大多数人每日生活之“有机部分”的避孕套，则可以说是“decaf”模式产品的一个前身：它致力于使人们尽情得到“鱼水之欢”中的“好东西”，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地）不受其本来的实质性后果——即受孕怀胎——所带来的“麻烦”与“困扰”。那小小的避孕套所隐秘承载的，不恰恰正是今天已成为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彻底享乐主义逻辑——“Ask for more!”
我们现在将分析的视野从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今天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左翼理论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难道不恰恰正是一个“decaf”产品，一种“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没有革命的革命）？我们看到，近十年来欧洲的布莱尔、施罗德们所采取的“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接受市场全球化统治之同时，仍声称保持这样或那样一些“左翼”社会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方案，一方面继续挂着“左翼”的旗帜，仍搭乘着“革命”的免费班车；另一方面则已然剥除了“左翼”之实质，而完完全全沦为放弃革命性创造的、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
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中，“革命”符号广为泛滥（想要多少“革命”都可以，“书斋里的革命”口号随便叫，因为它已经是“decaf”革命，即“去革命”的革命，或者说，在不越出当下意识形态坐标的“安全”的革命）；但同时全然剥除了真正的激进革命——即“revolution with revolution”（带着革命的革命）——的向度。
在《作为“幻想”的批判性，或知识分子的团结》一文中，我分析了当代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一种根本性的困境性状况，那就是——“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没有批判的批判）。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批判”本身，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幻想；换言之，批判的边界，就是以不破坏这一幻想本身为限度。于是，许许多多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实质上乃是在意识形态坐标之内的“decaf”批判，即“安全”的批判、没有批判之实质的批判。正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似乎听到很多“批判的声音”，但众声喧哗、流光浮影之下，真正地对我们时代具有穿透力的批判声音，仍实寥寥无几。比如，许多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自己却在乐此不疲地炒股票；饭桌上一开口，喷出的便是一副小资派头，酒过三巡哪分得出哪个是企业老板哪个是“批判性知识分子”；我前一阵在国内，某日打开电视一不小心便发现：某倚借批判“市场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姿态”博得盛名、但近来“声音”顿然消匿的知识分子，原来便是正在播放着的某POP剧集的主要编剧班底，看来此君近两年进军影视界、投身“市场意识形态”中博取功名去了……
这种被剥去批判之实质的“decaf”批判的隐秘逻辑便是：让我们尽量地谈论批判、尽情地高呼“第X次思想解放”、“激活革命性的制度创新”……，以确保真正的激进批判、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激进变革绝不会出现。那些批判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正是“无声地”依靠和指望着市场逻辑的长期延续，内心殷切期待着在学术市场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终身教职，更不要说那些在外面兼职“玩票”的衮衮诸公……因此，那许多自我冠名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其“批判性”所指向的正是一个空白的姿态，这个姿态之实际的内容就是：没有人去实践任何激进的批判。齐泽克尝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普遍化的变态”——“变态狂”在精神分析意义上即是缺乏质问、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甘愿成为其工具的一群人——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压制”这个词在今天本身已快失去其用途。如果他这句论述略有夸张之嫌的话，那么在“decaf”批判盛行的当代中国思想界，看来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面对这种困境性状况，我在前述文章中提出，惟有以穿透幻想的“critique with critique”（带着批判的批判；或者说，完完全全地批判，而并非只想要“批判”所带来的“好东西”），来进行自我反思性的激进批判实践，即对自己批判之前提展开批判、对自己批判之“无形边界”进行激进的越界。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己方零伤亡的“decaf”战争模式的出现，究竟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前面所分析的今天的享乐主义逻辑，已经为我们给出了那震惊性的答案，那便是：想要多少战争就尽情发动多少战争！同“幻想中的完美战争”相一致，这种“decaf”战争可以获得所有发动战争的“好处”（如取得各种经济的、军事的、地域政治的利益与优势），却不用承担发动战争之最根本的实质性困扰（已方的大量伤亡）……我们看到，晚近这些年来，美国一次次地发动战争，绕开联合国不算，甚至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美国现在所隐秘遵循的，难道不正是“Ask for more!”的百事可乐逻辑？
晚近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军事目标虽然是萨达姆政权，但它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目标，却是囊括了所有战争内外的人，即通过伊拉克战争向所有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新的后“9•11”全球秩序中，美国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于其余世界之外、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单独的超级大国；它可以单方面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preemptive strikes），而不必依赖其余世界任何方面的支持和同意。这一“先发制人的攻击”本身已被正式确定为美国的核心战略，被写入小布什政府晚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书》之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武装起来的恐怖组织或流氓国家攻击美国之前，根据自卫原则，美国可以发动发动先发制人式攻击。然而，这种“先发制人的攻击”之隐秘逻辑，实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莫须有”：先以某理由发动战争，事后再寻找支持该理由的证据；甚至事后根本找不到证据也没有实质关碍，因为不管事后怎样，其本身目的已达——萨达姆政权已被根除。如果不计历史与当代中的“正/邪”这些情境化的价值判断，秦桧当年不正是以同样的手段（即“莫-须-有”）来除去岳飞的？由于始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后表面上似乎美国遭到质问一片；其高潮便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克里就主要用它来攻击布什，指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便是“大规模欺骗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ception），然而反讽的是，克里本人却最终仍败在这种“大规模欺骗性武器”之下，以竞选失败而告终。当下很多人指责美国，实质上不正和后人骂秦桧一样：无论怎么骂，岳飞已死于其手，历史已被改变（无论怎么指责，萨达姆已被除去，当下现状已被改变）……
在《这个谜语太黄色》及其续篇中，我总是从某一日常生活中的遭遇（encounter）开始，来展开一段反思性的批判实践。这样的分析本身并非是一种普遍化的分析。在这两篇文章中，经由分析所揭示的“现实-幻想”的结构性关系、“欲望-幻想”的结构性关系、以及那往往溢出性地将幻想显露出来的符号性机制（“谜语”）、当代种种剥除实质而纯然符合幻想的“decaf”模式产品（“X without X”）等等这些意识形态操作，它们本身并非是对整个当代意识形态的终极诊断，而只是对其中某些操作所遵循的隐秘逻辑而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意味着揭示真理，并进而提供出解决方案；而是借助于一些分析性概念，来提供出一个（些）被当下意识形态所掩盖与压制的切入“现实”的视角。正因为在文章中被分析的那些隐秘的操作实远非今天的意识形态之全部，我由衷呼唤和期待着更多更多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来对当下意识形态作出各种角度的反思性分析。
最后我想要阐明的是，这种对当下意识形态操作进行跨越各个（后现代）“微小”领域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完全是针对当下的，而非针对任何时代。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应为我们所牢记。作者: zycoc1999 时间: 2007-3-6 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