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 V+ L8 O! {; G 強烈的尋親需求甚至在德國催生了一個產業——“專業尋父服務”,一些咨詢公司宣稱能夠通過特殊的渠道,接觸到美、英、俄等國家的戰後檔案,以“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的技能”為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的後代找到生父。 / ]/ |# W% o7 ~9 d 3 v4 h5 L$ p4 [+ `! w1 N 赫伯特•哈克曾試圖委託法蘭克福的一家咨詢公司尋找他的父親“查爾斯”。他把手頭所有與“查爾斯”有關的信息都給了該公司,並向對方支付了560歐元。4個月後,赫伯特收到了該公司的一封電子郵件:“我們發現您是查爾斯•G•阿莫斯的後代,他已經在朝鮮戰爭中犧牲了。”赫伯特要求該公司給他提供一張父親的照片。很快,他就收到了照片。但那是一張墳墓的照片,墓碑上主人的面貌非常模糊,難以分辨。“那個人應該是你父親的弟弟。”這家公司在郵件中稱。 # F7 L' F2 x% o" q' s: R: R8 v. W) f3 |& o
赫伯特•哈克並沒有輕易相信咨詢公司的調查結果,他通過美國軍方的檔案部門查詢有關“查爾斯•G•阿莫斯”的情況,結果被告知,這個“查爾斯”從未在德國的施韋因富特駐守過,因此不可能是他的父親。此時,赫伯特•哈克終於明白,這家公司所謂的調查,就是一個騙局。 # G8 M }* q8 e% [7 b$ V8 d●只想回到父親生長的地方 * D' w b1 q5 S ' O! f. Q# V9 d7 Z. Y1 j 個人力量的薄弱,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相關中介服務的不規範,這些都使盟軍士兵與德國女性的後代尋找生父的過程十分艱難。數十年來,能找到生父的“幸運兒”寥寥無幾,弗朗茨•安塞爾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 i9 }5 E4 f; V3 ]3 D 4 L+ y) G$ e V5 J1 D 現年55歲的安塞爾夫住在波恩,他花了30多年的時間尋找他的父親。“我從小在一座孤兒院裏長大,其他孩子都叫我‘小美國佬’,”安塞爾夫回憶說,“我那時就想,你們都認為我是美國人,我一定要找到父親,成為一名真正的美國人。” 0 V6 G* z5 c6 m& u ' r# u- [8 R7 Q1 M! Y% ` 安塞爾夫的父親名叫路易•G•克雷格,曾在駐德美軍中服役。1950年,克雷格退役,在一個從事德國戰後重建的美國機構中謀到了一份差事,仍然留在德國。就在那一年,克雷格遇到了安塞爾夫的母親芭貝特,兩人建立了情人關係。此後不久,克雷格就返回美國,那時,芭貝特已經有了身孕。她給克雷格寫信,希望能前往美國與他相聚,但昔日情人冷冰冰的回信卻讓她心碎。“我不能把你留在我的記憶中。”克雷格在信中說。那封信現在保存在他們的兒子安塞爾夫手中,但安塞爾夫不相信父親會那麼絕情,他仍然希望能找到父親。 ! m2 D: V, E4 Z$ j# G
6 b q; X x* Q; f6 e w , L9 A8 ^$ ~3 }5 S5 n: O6 V數十年來,能找到生父的“幸運兒”寥寥無幾,弗朗茨•安塞爾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 e. Z2 z- K# U9 x/ `6 l1 W8 rSoldaten-Sohn Anthöfer (am für die DNA-Analyse geöffneten Grab seines Vaters im US-Bundesstaat West Virginia 1996): "Ich musste immer büßen" 3 y6 y5 u1 \ J( c5 D- Z. f* c! k% h5 Z6 a' c9 H
1971年,安塞爾夫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他得知父親路易•G•克雷格住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韋斯頓,當過多年的市長和議員。然而,當安塞爾夫滿懷希望地趕到韋斯頓時,卻得知,63歲的父親在幾周前去世了。為了確定克雷格與自己的父子關係,安塞爾夫向當地法院提出申請,從克雷格的遺體上提取DNA樣本,進行親子鑒定。這個“非同尋常的要求”直到20多年後才被批准。1996年,克雷格和安塞爾夫的父子關係得到了確認。 * O$ k/ n/ j9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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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關係被確定後,安塞爾夫希望能完成另外一個夢想——成為一名美國人。他向美國政府申請公民權,卻被拒絕。因為按照美國的法律,他在21歲前依據親子關係申請美國國籍,才有可能被批准。這給了安塞爾夫一個沉重的打擊,但他並不打算放棄,希望通過向法院上訴獲得公民權。“我從小就把美國視為祖國,因為那是我父親生長的地方,”安塞爾夫說,“我只想回家。” . j: {( j! ~2 i j/ Y1 K
% x" J: T3 ]0 U9 O' N ●戰後對德國的分區佔領 % J/ a$ d- Q, N- v" c" p$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