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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其他] CCTV-10正在播出:探索与发现:难童 [打印本页]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03 标题: CCTV-10正在播出:探索与发现:难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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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04

1958年的岁末，一位来自荷兰的电影人来到中国江浙，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纪录片，但他最终把镜头对准了江南水乡的孩子们和祥和温馨的乡村生活，因为，这是荷兰人伊文思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37年的岁末，本该是孩子们欢笑着迎新年的时刻，但长江下游安徽、江苏流域，到处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炸伤的儿童。

　　当时的伊文思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资助下，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他一踏上这块战火纷飞的土地，就被滚滚而来的难民潮所震撼，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逃难路上的那些孩子们。

　　60多年过去了，当年幸存下来的那些孩子们还记忆犹新。

　　在汉口港码头，伊文思发现，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在难民中走来走去，专门给一些孩子发放食品，她就是著名影星陈波儿，1932年由于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而一炮走红，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大明星，但人们却不知道她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此时陈波儿正主演一部后来轰动一时的故事片《八百壮士》，但她的心思却并没有在电影台本上。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陈波儿直接来到一座小院，参加一个上层各界妇女形势座谈会，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与宗教人士陈纪彝女士。

　　陈波儿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提出，战区有很多受难儿童失教失养，能否把他们收容起来进行教养，这迫在眉睫的事。刘清扬女士也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亡的军人和成年人只有120万人，而死亡的儿童却有130万人，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是儿童。

　　《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则愤愤不平地说：我们的舆论界忽略了我们的第二代，应该深深自责！陈波儿气愤地说：自责的应该是我们的政府。

　　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李学通介绍说，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是中共党员，她首先提出要组织妇女、组织社会力量到前线去抢救难童，得到了很多响应。

　　然而，陈波儿几位妇女人微言轻，难民本已成灾，谁还会去关注势单力薄的小难民呢。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云集武汉，其时《新华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从沦陷区死里逃生，他带回一则令人心惊的消息：日军正在苏杭一带抓捕8岁至12岁的儿童，运到日本，被抓儿童已经不下10万，但日军目的何在还不得而知。

　　汉口《大公报》立即派遣记者深入敌占区了解具体情况。不久《大公报》登出报道：“日军掳掠我国强壮少年运送到日本，以奴化教养，待学成以补充军人之数，以支那人制支那人。”

　　逃到武汉的儿童，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迫近年关的武汉三镇大雪纷飞，冬天的夜就显得特别漫长，从江淮一带逃出来的孩子还穿着单衣单裤，他们沿街乞讨，夜里卷屈在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

　　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向来到武汉的伊文思叹道：到处都是儿童的哭声，这不仅是人道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你们应该多拍摄那些难童，让世界人民看一看，日本人到底在中国干了什么！

　　国民政府办公楼里的官员们没有理会关于难童的各种报告，他们正在默默等待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帮助，但是，美、英以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为借口，取消了对中国武器及物资的供应。

　　日军攻陷南京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了。

　　这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时引起民众的恐慌：山东陷落，徐州告急。南京、杭州失陷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放弃了黄河和泰山两道天然屏障，使日军迅速推进到了徐州附近，与南京之敌遥相呼应。如果徐州丢失，江苏、山东连成一片的日军就会沿着黄河、长江流域向武汉扑来，武汉将腹背受敌，此刻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暇顾及流离失所的下一代。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

　　就在那几天，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女士收到一封来自前方战地服务团的信件，信中说战地服务团跑遍了苏皖一带，看到到处是儿童的死尸。据一个被俘的日本军医透露，日本军队认为儿童的血液可使伤兵早日恢复健康，所以在淮河、运河流域掳掠精壮儿童抽取鲜血，抽血致死者装入麻袋投入江河。

　　这封信立刻引起武汉各界的震惊。

　　但面对沈慈九发出的呼吁，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

　　徐镜平是当年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她在回忆保育会创办过程的文章中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她与朱涵珠、曹孟君3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的邓颖超，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名人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

　　从此，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但保育会成立后将怎样救助儿童呢？2月13日，中共长江局的喉舌《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救济保育我们的儿童》社论，提出一条抢救难童的途径：在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儿童被送到苏联、英、法等国去，由工人家庭抚养，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但一个实际的难题摆在邓颖超面前，战区这么大，难童这么多，经费哪里来，而且这项工作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这就需要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而且能实干的人来主持，邓颖超考虑后认为，时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最为合适。

　　2月14日早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从汉口坐船到武昌，在千家街福音堂会晤了冯玉祥将军，将军与夫人李德全当即表示同意。

　　这时，汉口的舆论界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他们把难童的境况归罪于抗日的结果，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指责主张抗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高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与此同时，中共长江局妇女部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局的秘密监视，友人通报有特务正在准备阻挠保育会的成立，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虽然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并没有停止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动，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如果中统局的特务执意捣乱下去，这项拯救难童计划肯定不能顺利进行。

　　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

　　对于约请宋美龄出来，大多数发起人充满疑虑与不安，宋美龄会支持吗？不同政见者能在一起工作吗？

　　第二天，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沈慈九3位女士去见宋美龄，刘清扬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张申府的夫人，史良是著名七君子之一，她们地位显赫，与宋美龄交往较多。宋美龄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想借助社会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确立自己在中国妇女界的领导地位。

　　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

　　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突然没有了踪影。

　　事隔60多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保留着当时会场的记录，当年的《大公报》《新华日报》都全文登载了。大会不仅提出救助难童，还提出教育难童，为后来保育工作指出了方向。

　　那天，宋美龄参加大会，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显得与众不同。

　　她向邓颖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

　　儿童保育会为扩大社会影响，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

　　但一些国民党要员的加盟，也为后来的拯救难童工作埋下了隐患。

　　会后，宋美龄在汉口酒店宴请保育会常务理事，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但国民党理事却力争要占有保育会组织、宣传、保育3个主要部门的领导职位，要将中共代表邓颖超排除出去。

　　邓颖超为了大局，坦然表示，我们是为保护儿童才走到一起的，我不要任何名义。后来，邓颖超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儿童保育会刚一成立，立刻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救助难童的经费从何而来？面对1000多万四处流浪的难童，财政极度困难的国民政府当然没有这笔资金，只有靠向社会募捐。

　　保育会负责征款工作的是李德全、郭秀仪，这样两位地位显赫的贵妇人何曾伸手问人要过钱？然而为了孩子们，她们豁出去了。李德全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她曾回忆道：“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但她不放过一切募款机会。

　　这些妇女的募捐行动感动了不少武汉市民，他们纷纷向中国保育会伸出援助之手，汉口一些富豪之家也派子女到设立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里的保育会，捐献金银首饰，以表心意。

　　1938年3月下旬，武汉进入初春，从冬天熬过来的难童们又恢复了顽皮的本性，他们三五成群活动在大街小，保育会首先把在武汉三镇流浪的难童收留起来，但一些失去双亲的孤儿在保育院吃饱肚子就逃走了，他们自由惯了，害怕受老师的管束。而有亲人的难童，亲人则宁愿他们跟着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到保育院，难民们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只干算计百姓的事，哪有无偿救助百姓的道理。

　　汉口临时保育院设在原日本同仁医院里，院长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昆源，她刚刚接到丈夫在山东聊城战役中阵亡的消息，20多岁的她从此把毕生的爱都献给了孩子们。

　　汉口临时保育院接收的第一批难童来自河南省开封和安徽省芜湖，约500人，年龄在5岁左右。

　　难童刚来的那几天，武汉军政界的太太小姐都去保育院帮忙，但当她们看到的是一群脏兮兮的流浪儿童时，这些贵夫人大都借故离去了。

　　院长李昆源只好从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借调50名女生充当保育老师，但由于没有经验，难童大量得病，情况很危急。

　　常务理事邓颖超立即在保育会理事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拯救难童事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必须尽快训练一大批专业保育人员，任何凭感情用事的行为都要不得。

　　常务理事刘清扬主动提出，由她来承办保育干部的培训工作。4月初，第一届培训班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开学。

　　郑州、开封告急的消息顿时引起武汉三镇的又一阵恐慌。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平汉、陇海铁路交叉而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便把河南作为国防重点，修筑了大量军事工事。

　　1938年2月初，日军土肥原师团发动了向河南北部地区的进攻，担任守卫任务的是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但10万大军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却是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图保存部队作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蒋介石十分气愤，命令黄河南岸守军不得放宋哲元的部队渡过黄河，并取消了宋哲元集团军的建制，宋哲元不得不带领部队逃亡山西。

　　土肥原师团15000人如入无人之境，仅用20天便占据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与中国军队隔河相望，黄河南岸的城镇顿时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郑州、开封的难民与日俱增。

　　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沈慈九听到消息，立即率队赶赴汉口火车站，拉开了保育会到各战区抢救难童的第一幕。

　　在郑州街头，她们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流浪儿，整天在军事工事和政府驻地乱窜，引起她们的警惕，当地警察抓住3个流浪儿，问话一句也不答。警察威胁要枪毙他们，流浪儿却满不在乎说：哪个怕死！我们死后可以成为日本的大力士，历史上还会有我们的名字。

　　这个回答使曹孟君、沈慈九大吃一惊。

　　后来她们从流浪儿嘴里得知，在郑州一带他们还有27个同伙，都是最近从东北被日军派来刺探情报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东北儿童的民族意识，下令停办所有的学校，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日军马上就对停办的中小学进行整顿，强令全东北不许使用中国教材，把日语列为国语，定为学生考学就业的必备资格。

　　伪满洲国在东北存在了14年。

　　为了长期占领东北，日本军方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在每一所中小学校都派一名日本人担任副校长，监督管理学生的思想教育。

　　一些中国孩子被日本人灌输武士道思想后，甘心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特别是1940年以后，日伪军部队中充斥着大量伪满洲国的学生，使人触目惊心。

　　保育会的妈妈们感到，抢救战区儿童是与日本军国主义争夺中华民族下一代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是刻不容缓了。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05

　1938年3月，在日本军队进攻下，继华北地区沦陷后，江苏省和山东省的大部分城镇也被日军占领了，战火使1000多万名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4月8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的一个小院里正式挂牌办公。

　　下午２点，保育会常务理事制定收容难童细则。这时，徐州战区传来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的捷报。

　　常务理事邓颖超立即提出：我们首先应该到徐州前线去收容难童，台儿庄战役肯定使周围的百姓颠沛流离，接下来的徐州大战一定是场恶战，恶战之下金玉俱毁，何况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

　　与会者大吃一惊，不少理事提出奔赴前线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常务理事李德全和沈兹九积极支持邓颖超的提议，战火中的儿童更需要抢救。

　　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聚集25万精锐部队从徐州南北方向滚滚而来，准备包围徐州地区的60万中国军队，致使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难民难童纷纷逃到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首先提出愿意带队奔赴徐州前线，一位叫胡兰畸的妇女也提出带队奔赴安徽芜湖前线。

　　4月10日，曹孟君率领16名队员的抢救小分队赶到汉口火车站，恰好四川部队开赴徐州前线，小分队随同一起向徐州赶去。

　　那一年曹孟君34岁，她担任着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徐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刘邦与项羽的百万军队曾在这里进行过搏杀，如今中日双方约85万军队又要展开一场恶战。

　　荷兰人伊文思拍摄了在徐州战区外围滕县阵地的记录片，他可能想不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竟然活跃着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她们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周献明，一个老编辑，为了使保育会拯救难童的历史重见天日，在海内外寻访当事人达10年之久，他的著作《母亲行动》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使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但这场拯救难童的行动在当初却不被地方政府所理解。

　　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她们又找到徐州难民救济署，救济署官员要求难童必须参加城防劳动才能得到相应的救济。

　　曹孟君在徐州的尴尬境地并不是个别现象。江西保育分会在长江湖口收容难童1000多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帮助，饥寒交迫的难童队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会的一支抢救队伍在芜湖收容难童600人，中途却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扣留，强迫他们替部队挖掘战壕，后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解脱。

　　《新华日报》在1938年5月3日发表文章指出：保育儿童就是培植国家的力量，是国家与国人共同的责任，儿童也有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

　　曹孟君小分队后来在徐州妇女救国会的帮助下，住进徐州南关培正中学，在这里正式设立难童收容所，她们的吃饭问题由附近的一家军队医院解决。

　　那段时间，徐州到汉口的列车日夜运输部队及军需物品，使收容的难童无法运送出去，拯救难童行动遇到这么多困难，是曹孟君小分队的队员们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但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坚定了她们抢救民族下一代的信念。

　　那是时隔不久，附近军队医院转运过来一批伤兵，为了报答这所医院的帮助，曹孟君忙带领小分队的女孩子进行救护，其中有几名日军俘虏，她们一视同仁。也许是女孩子的善良感动了他们，他们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掳掠了一批东北儿童运回日本进行教育，长大后便充实到日本部队，他们就是其中的一批。

　　基于严峻的形势，宋美龄于1938年5月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各界妇女座谈会，商讨战时妇女工作，中共长江局妇女部建议，只有成立全国性统一的妇女组织，凝聚全国妇女力量，方能推动儿童保育及一切工作的开展。

　　这个建议引起宋美龄的高度重视，宋美龄说：救护儿童，最适合于我们妇女母性的特点，并再次提出各地区的儿童保育工作必须由各地区最高长官的夫人来直接负责。

　　会议期间，徐州的局势更加紧张，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徐州城，滞留在徐州的曹孟君和200名难童，引起保育总会理事们的担忧。

　　5月11日下午，徐州战区前线侦察兵报告，徐州城外40公里处发现日军的坦克群。正在迎接中外记者团的战区司令李宗仁，想不到日军进攻如此神速，立即赶回司令部，派遣精锐部队奔赴前线，阻击日军的先头部队。

　　曹孟君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她让孩子们做好出发准备，自己飞快奔向徐州公署，12日这天，她与徐州官员周旋没有效果，临近傍晚时，几乎绝望的曹孟君终于拨通了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电话。

　　没想到李宗仁当即答应，难童收容所的孩子们可以搭乘13日的军用列车，然而，剧变的战事使希望成了泡影。

　　5月13日，徐州战区的第一道防线落入敌手，日军包围徐州战区的布局基本完成，60万中国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下午，日军轰炸机将徐州车站炸为一片废墟，军用列车也被炸毁了。此时，不用说带走200多个孩子，就连曹孟君小分队逃身都成了问题。

　　5月15日，蒋介石觉察到徐州第五战区的作战方案有重大失误，立即下达命令：避免决战，放弃徐州。

　　李宗仁立刻命令第五战区60万大军向河南省方向突围，而日军第14师团在濮县董口强渡黄河，阻止中国部队西撤的退路，李宗仁命令主力部队改变撤退方向，秘密向安徽阜阳方向突围。

　　此时，困居在培正中学的曹孟君处于两难之地：如果带上200名孩子硬冲出去，必是凶多吉少，如若撇下孩子们不管，他们将重入虎口。

　　曹孟君和大家斟酌再三，只能把本地孩子留下来，但必须确保这些孩子的安全，她们立即把本地100名儿童送到一座基督教堂暂避兵灾，剩下100名外地儿童，曹孟君决定带他们一道突围。

　　5月17日，日军重炮再次轰击徐州城，为步兵扫清进城障碍，下午，日军已经兵临城下。

　　徐州留守部队由于担心日军趁虚而入，下令徐州城门日夜紧闭，曹孟君与老师们及100名难童已经无法出城。

　　19日上午，日军登上徐州城墙，与城内没有撤退的中国守军激烈交火，曹孟君和老师们带上100名难童向城外突围，到处是激烈的巷战，炮弹随处都在爆炸，街道上军人难民挤成一团。

　　在突围中，难童队伍与老师被人群冲散，曹孟君身边只剩下8个孩子和一名姓郭的老师，当年6岁的张伯钧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伯钧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很小，听到日本人打到南面来了，我们那两个老师带我们往北边跑，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日本的坦克车，因为都是平地，跑的时候都看得见。

　　曹孟君带领孩子们在19日下午3点冲出徐州城，向西南方向奔跑一昼夜，以为到达了安全地带，但第二天上午，她们又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

　　追击的日军越来越近，他们赶忙趴在麦地里。

　　此时曹孟君意识到突围的方向有误，问清了附近情况，决定改变突围方向，向西、向河南商丘地区突围，但曹孟君没有想到，她们突围的方向正是日军主力部队进攻的方向。

　　日军占领徐州后，发现60万中国军队冲出包围圈向河南腹地撤退，便继续向着开封郑州方向追击，当曹孟君发现日军从后面追来，忙化妆成百姓，领着孩子们混入难民中向驻马店跑去。

　　5月27日，曹孟君与孩子们来到河南省驻马店，坐上了开往汉口的列车，驻马店距离徐州城约600华里之遥，曹孟君与8名孩子跑了8天8夜。

　　曹孟君把8名孩子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脱离了险境。

　　曹孟君抢救小分队从汉口出发时16人，这时安全返回汉口的只有7人，其余9名队员至今不知下落，曹孟君在徐州收容难童200余名，来到汉口临时保育院的只有14人。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向开封、郑州推进，目标是占领郑州，南可以威逼武汉，西可以进攻西安，目的是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日军的进攻使大批难民涌向河南省会开封，这座六朝古都一时人满为患，但难民没有安心几天，战火就烧到了开封，虽然市政府发布了撤退的公告，但难民们无处可去，许多人还是住在开封难民所。

　　武汉保育总会请求河南省国民政府创办两所儿童保育院，使流浪儿童有一个生存的环境，省政府看在宋美龄的面子上表示同意，但不久《国民日报》报道称：河南省国民政府为了首先救济抗日伤亡将士，暂时停办两所儿童救济院。

　　武汉保育总会只好派遣徐镜平到郑州组织战地服务团去开封抢救难童。

　　这时，日军土肥原师团占领开封北部的黄河北岸，不断向开封城开炮，徐镜平来到开封后立即开始收容10岁以下的儿童。

　　战乱时期，百姓们对任何组织都失去了信任，徐镜平只好求助于本地基督教会，基督教在当时河南省拥有很大的势力。

　　但孩子们的父母亲听说，他们的子女将被保育院转移到遥远的四川，有的家长又把孩子要回来，四川在本地百姓眼里，是个充满迷信色彩的地方，是“鬼国”。

　　徐镜平给家长开具收条，她一再向家长保证，这些孩子保育院会尽心保护，他们不仅是你们的孩子，而且是国家的孩子，家长可持收条随时向政府索取子女。但家长们将信将疑，徐镜平便带领收容的难童上街现身说法。

　　徐镜平与战地服务团3天收容难童就达1500多人。

　　不久，日军第14师团进攻到开封东部郊区。

　　徐镜平立即联系火车输送孩子们，孩子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当年的情景使他们至今难忘。

　　这批开封难童后来遣散到四川省自贡，他们在那里度过了9年的光阴。

　　徐镜平仍留在开封城，继续接收逃难到开封的儿童。

　　此时，危险却在一步步逼近。

　　6月5日，日军第14师团3000人在十几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猛攻开封，开封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开封守军141师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但开封守军伤亡过半，守军师长宋肯堂连发5份电报要求撤退。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严令该师要与开封共存亡，因为开封一旦失守，郑州就危在旦夕，驻守在郑州的程潜将军，忧心忡忡注视着开封方向。

　　5日下午，徐镜平在开封街头又收容了200名10岁以下的儿童。临近傍晚，开封市警察突然上街敲锣，要求市民马上撤离，市民纷纷涌向开封火车站，抢着乘坐最后一班列车，徐镜平与孩子们也不例外。

　　但由于难民太多，她们没有挤上这班列车，无奈中她们搬进省政府大楼，寻求政府机关的帮助。此时，从徐州撤退来的军人子弟小学100名小学生找到徐镜平要求加入保育院，他们的带队老师已不知去向，徐镜平毫不犹豫地接收了他们。

　　6月6日深夜12点，日军登上开封东城门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开封守军师长宋肯堂惊惶失措，凌晨2点擅自下令放弃开封，并率先逃出这座古城。

　　那天夜里，日军的子弹经常射击到孩子们住的这座灰楼里，省政府机关人员各自逃命，谁也不管300余名难童的安全，绝望中的徐镜平准备带领孩子们跑出开封城。

　　但在出发时徐镜平却没有了主意——远望四个城门都有火光，万一方向有误后果不堪设想，正在犹豫之时，开封教导团派来5辆大汽车营救，这个团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河南省国民政府解散。

　　徐镜平与孩子们坐上汽车刚离开这座古城，日军第14师团坦克就进入了开封街市，时间是1938年6月6日清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却让武汉保育总会大吃一惊。

　　开封失陷使郑州危在旦夕，如果郑州落入敌手，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将无险可守，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挖开黄河花园口大坝阻止日军进攻，虽然达到目的，但却淹死百姓89万人，使100万名儿童失去父母，成为新的流浪儿童。

　　严酷的现实使武汉保育会感到，抢救难童任重而道远。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汉口老火车站，如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古迹，1938年的上半年，每天都有几百名难童在这儿下车，向汉口临时保育院走去。

　　难童们大多数来自农村，这儿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这时候的汉口临时保育院，聚集了来自河南、安徽约1000多名难童，孩子们开始拉帮结派打架斗殴。

　　保育院老师开始对孩子们上第一堂课。

　　保育生李翔回忆说：老师就问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一问，都是日本逼的，那就对了，这是一个大家啊，大的是哥哥姐姐，小的是弟弟妹妹，在家欺负你妹妹弟弟吗？一说那孩子哭了，不会再打了，爱国主义教育就打日本，一条就行了。

　　汉口临时保育院紧靠汉口码头，孩子们经常站在岸边，看见长江里一批批军用物资船只向重庆、宜昌开去。

　　孩子们不知道，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06

怎样把这些保育生从武汉转移到四川、贵州等地，成为保育会的最大难题。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就能控制中国，就可以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为此日军统帅部调集军队35万人、500架飞机，于6月中旬沿长江下游向武汉发起进攻，日军飞机首先对武汉三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保育总会不得不提前开始疏散保育生的行动。

　　由于四川、贵州远离战场又有大山相隔，成为当年难民难童的避难之地。

　　但不久，保育会的疏散工作停顿下来，原因是经费严重缺乏。

　　按当时儿童最低生活标准5元计算，保育总会每月需要10万元，国民政府每月拨给保育总会只有2万元，而这些难童还需要运送到贵州、四川等大后方进行学习，运输和学校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

　　担负保育总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是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一面向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夫人们请求帮助，一面联系贵州、四川慈善机构，让他们收容汉口保育院的难童。每天，李德全还带领老师们在码头或轮船上募捐。

　　保育总会当年的宣传口号是：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

　　湖南省芷江天主教堂首先表示愿意代养50名难童，芷江处于土匪猖獗的湘西山区，路途遥远而且危险，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女士自告奋勇，亲自带领着50名难童前往芷江。

　　不久,美国慈善家杜宾·思克先生愿意长期担负一所保育院的经费，这就是贵州的思克职业学校，在校学生300人。

　　1938年6月，由于宋庆龄女士的大力协助，美国华人组织向保育总会捐助100万美元，暂时解决了保育总会的燃眉之急，保育总会立即组织汉口保育院的孩子们向四川、贵州方向转移。

　　保育生董之宜回忆说：我那个大侄女叫董莲清，她当时上四年级，她有些知识，她说咱们就在汉口不要再走了，再走就回不了开封、回不了河南了。所以，老师吹哨集合，别人都下楼去集合，我们都往上跑，不下楼。

　　分配到广西桂林的难童500人，他们坐火车在湖南衡阳换乘汽车，接着向广西桂林开去，一天，汽车队在全州黄沙河渡口停车，等待渡船过河，桂林山水甲天下，孩子们沉浸在向往的幸福当中，谁也想象不到，灾难在一步步逼近。

　　穆克乘坐的那辆客车忽然加速向渡口驶去，等船的人群急忙让开，惊恐地看着客车冲进了黄沙河，客车司机这时跳下车来游到岸上，眼睁睁看着满载孩子的客车慢慢沉入河中。

　　穆克回忆说：车厢一下子进水了，那时候我就喊汽车进水了，大声吆喝，还有好多小孩在那儿睡觉呢，我把那个玻璃一下子打坏了，从玻璃窗户钻出来了。

　　多亏岸上船工的救捞，这辆车上的5个孩子和一名老师获救，其余43名孩子溺水而亡。

　　后来保育院老师才想到开车的司机，但寻找时早已无影无踪。

　　人们的视线被匆匆而过的部队所吸引，这是从广西紧急调往湖北长江流域的部队，人们对武汉局势的关注早已取代了对43名溺死孩子的关心。

　　1938年6月29日，日军轻易占领长江马当防线，马当防线为长江通往武汉的第一道重要屏障，马当失守立刻引起武汉军民的恐慌。

　　7月25日，武汉的东大门江西九江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更加确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也不期望歼灭敌人，坚持作战三至四个月，尽可能消耗日军的力量。

　　面对严峻的形势，保育总会虽然在疏散难童行动中事故不断发生，但仍然加紧了疏散难童的步伐。

　　为配合保育会的行动，8月6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孟庆树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称“在敌人大肆进攻武汉，轰炸武汉的情况下，抢救武汉儿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位中共长江局妇女组组长呼吁人们“10日内为抢救1000个儿童而斗争！”

　　保育总会上街收容难童，她们为了解除难民的疑虑，带领保育生现身说法，遇到有病难童，先予以治病并发给馒头，但收效甚微，有些父母竟这样高声问保育院老师：你们不是把孩子拿去做抵押品再来叫我们去当兵吧？

　　为了声援保育总会的行动，《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救济难童问题》，文章再次提到日军在沦陷区大量收捕中国儿童运往朝鲜、台湾等地的事实，其目的就是几年后“以中国人制中国人”。《大公报》也发出呼吁：中国有儿童7000万，在近10个月内，遭敌人杀害的在百万以上，被日寇掳掠而去的在15万以上，而流离失所者至少在1000万以上，抢救难童迫在眉睫。

　　在保育总会的理事会上，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决议，就是借用军队力量强制武汉三镇的儿童输送到大后方，但考虑负面影响可能很大，该决议从未执行过。

　　9月15日，武汉守卫部队与日军在田家镇激战。

　　田家镇距离武汉只有60公里，是长江通往武汉中最为险要的一处要塞。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田家镇一旦丢失，武汉将无险可守。国民政府立即下令拆迁武汉当地工厂，规定工厂不分大小，凡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为了尽快疏散，汉口临时保育院号召有钱人家来保育院领养孩子，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有钱人极大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这一现象引起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注意。

　　陶行知先生此时决定创办一所特殊的学校，这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育才学校”，学生主要来自保育院，后来从育才学校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9月29日，田家镇陷落，一扇通往武汉的大门已经被开启。

　　蒋介石迅速调遣40个师的精锐部队奔赴前线阻击日军，但武汉三镇已经无险可守。《新华日报》立即连续发表社论：武汉已经临到紧急关头，共产党员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做好保卫武汉的各项工作。

　　10月初，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10名妇女来到保育总会主动请缨，她们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210名难童护送到香港九龙。香港是当时的英国领地，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保育总会也在那里设立了儿童保育院，专门接收广东一带的难童。

　　10天后，护送队伍与210名难童到达了广州，却不得不改变计划，由于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已经停运，此时日军正在向广州进攻，日本飞机开始对广州城狂轰滥炸。

　　困居在广州的护送队和210名武汉难童此时进退两难，情况很危急。

　　广东保育分会当机立断，决定将武汉送来的难童和广州收容的难童共440人，连夜乘船转移到广东西部山区四会县城。

　　她们刚到四会不久，广州城失守。

　　3天后，日军马不停蹄开始向四会方向进攻，每天十几架日机飞临四会县城进行轰炸。在轰炸中，护送队和440个孩子转移到广东与广西交界处怀集避难。不料怀集也是日军进攻的目标，急得护送队四处打听，不知带着孩子到哪儿最安全。

　　广西保育分会理事长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得知消息，忙派来12辆木炭车，运载孩子们往广西宜山县转移。怀集到宜山1000多公里，广西境内崇山峻岭，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有两名护送队队员劳累过度而死。

　　一个月后，这批孩子又向遥远的贵州遵义转移，因为武汉局势已经危在旦夕。

　　1938年的10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使武汉疏散难童行动变的更加紧迫。

　　日军第六师团半岛支队正沿西河泽、浠水大道向汉口进攻，他们沿途烧杀抢掠的消息，也随着逃来的难民传到武汉三镇，百姓这时得知，日军第六师团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

　　三镇居民顿时惊慌起来，但想坐车坐船逃难已是不太可能，因为交通工具大都被军方征用，武汉各处码头都在抢运军事物资。

　　10月20日，汉口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武汉市民，家长们都跪地乞求保育院接收儿童。

　　但保育院接收儿童，就要对儿童的生命负责，况且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等待遣散。但家长们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纷纷质问说：你们保育会怎么到战事来了，反而不保育儿童了呢？！

　　最后，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咬咬牙同意收下了。

　　当年6岁的乔林就是这一天走进汉口保育院的院门。

　　乔林回忆说：像我就只会哭，就不让妈妈走，隔着铁栏杆相见，做母亲的心碎了，她当时不能说话，她一说话就掉眼泪，我们就哭得更厉害。

　　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就匆匆离去各自逃命，保育院的老师们又开始填表编队，准备逃难途中的食物药品。

　　保育院那一天接收了1000名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几个月。李昆源火速前往汉口留守机关交涉，请求他们解决车辆船只。

　　这一天是10月22日，汉口城外张家墩发现了小股日军，他们不断向汉口城里开炮，攻入武汉北部地区的日军波田支队，能够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见汉口市区了。

　　第二天早晨，一批难童乘船刚刚驶出汉口港就遭遇不幸，3架日本飞机突然飞来，对准一艘满载难童的汽船又是轰炸又是扫射。

　　宋美龄在晚年对此事还念念不忘，她向台湾保育生写信说道，300余名难童与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第六师团半岛支队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武汉城里的汉奸为了策应城外的日军也四处点火，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20余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

　　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没有交通工具，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

　　这天下午，汉口留守处给保育院送来一批枪支，以备老师来不及撤退时防身之用。撤退到湖南长沙的保育总会指示院长李昆源，要她立即与汉口租界联系，寻求英国或德国领事馆的人道援助。

　　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朱文华回忆说：白天不敢上船怕日本飞机，晚上上船有几百个小孩，有大人也趁此机会往上上，正在我要上的时候，一个人掉下船了，他本能地一把抓住我的腿，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抢救人员一把把我一提，把我往那个轮船上一放，我就获得了生命。

　　林德道回忆说，特别是拉笛子、船启动了的时候，我们都唱起了保育院的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是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

　　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汉口保育院的孩子们虽然逃离武汉，然而，前方仍然险途重重。

　　轮船抵达长江岳口，2架日本飞机从天而降，对着长江里的船只狂轰滥炸，乘坐难童的轮船幸免于难，但旁边的“新升隆号”不幸中弹，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有24名人员遇难。

　　四川还很遥远，带队老师在心中祈祷，但愿行程能够顺利。

　　但他们面临着最大的难关，如何走出宜昌这道进入四川的必经之途呢？

　　宜昌自古便是通往四川的咽喉要道。当时从湖北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通道只有走长江，而长江三峡航道狭窄，1500吨以上的轮船就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到达重庆四川的大船，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

　　抗日战争爆发，宜昌成为国家战争物资的转运地。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各种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这座原来只有10多万人口的城市突然间增加六七倍，街上到处都是急待转运的军队和难民。

　　1938年6月间，保育总会在宜昌设置难童接运站，负责接送进入四川的难童。宜昌接运站设立在安欧娜女中，保育总会考虑这是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挂着英国国旗，孩子们在此比较安全，但如何把转运到宜昌的难童再运送到四川，却是个大难题。

　　国民政府交通部在宜昌设有管理机关，规定凡中国船只到重庆的，1/2装兵工署的东西，其它1/2中的70%由该机关分派给公务人员，其余30%由轮船公司自己卖票。由于通往重庆的船票奇缺，宜昌滞留有1400名难童。

　　8月1日，保育总会派徐镜平来宜昌协助工作。

　　那个时期，日军为了切断国民政府这条大动脉，不停地出动飞机轰炸宜昌。据资料统计，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杀人最多的是南京，而轰炸最为惨烈的则是宜昌。

　　1938年的“九一八”周年祭，安欧娜女中1400名难童聚在一起，用自己亲身经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孩子们正在唱歌时，30多架日本飞机突然飞来，对宜昌的城郊区轮番轰炸。

　　当天徐镜平给迁移到湖南的保育总会发电报说:一颗炸弹在安欧娜女中围墙处爆炸，30多名儿童被炸死。保育总会复电，想方设法，尽快疏散。

　　每天，徐镜平都要跑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的售票厅里碰运气。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甚至掏枪威胁要船。不久，一则消息使等待的军民更加恐慌：日军占领武汉后，开始沿长江向宜昌进攻，距离宜昌约100多公里的宜都、钟祥成为前线。更为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轮船根本无法进入四川。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必须在枯水期之前把战略物资及部队运输完毕。10月23日，卢作孚临危受命从重庆来到宜昌，亲自坐镇指挥航运。卢作孚，四川合川人，17岁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以8000元资本购买一条小客船艰难起步，30年代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老板。

　　当一位民生公司的员工把消息告诉徐镜平时，徐镜平松了口气，意识到有希望了，多亏徐镜平有份宋美龄的手谕，终于穿过警卫走进卢作孚的办公室。

　　徐镜平开门见山，要求民生公司每日能让300难童上船，想不到的是，卢作孚爽快答应，但民生公司只能把难童转运到四川万县，万县到重庆的航程由徐镜平负责。徐镜平立即派人在万县码头组织船只准备接应。

　　10月24日清晨，300名保育生乘坐第一艘轮船驶出宜昌港。

　　杜子明回忆说：反正民生公司是不收钱的，我们上船，他给一个很好的地方，蒋夫人的孩子不要钱么，所以从来不给我们要船费。那个时候一说蒋夫人，大家心里也挺高兴，后来我知道蒋夫人是我们党发动的，终于把你蒋介石的老婆给发动了，这一点真是成功。

　　但一件突发事件，不得不使宜昌难童转运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傍晚,一份发往宜昌意大利教堂的密电被驻军截获，电报说3日后日军飞机将对宜昌进行轰炸，准备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的军事价值，要求教堂人员务必尽快逃离。

　　徐镜平人生地不熟, 时间如此紧迫，她不得不寻求宜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中共宜昌工委立即动员本地盐务局给予资金援助，帮助站长徐镜平首先将各路来宜昌的儿童，全部安排到宜昌南岸一座教堂暂住，以避免敌机的轰炸。

　　但是，日军频繁轰炸宜昌，并没有阻挡住从华北华中地区遣散来的难童，11月上旬，来到宜昌的难童达到10000余人。按民生公司拨给徐镜平的运输名额计算，需要40天的时间，而此时距离长江三峡枯水期只有20天了。

　　卢作孚此时兼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他要求在宜昌码头启航的船只，必须附带50名难童上船，否则轮船不许在宜昌和重庆码头停靠。各家航运公司不得不遵照执行。

　　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日军飞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死亡。

　　宜昌运接站的难童在运输中伤亡多少，因为没有记录资料，至今不得而知。

　　1938年11月中旬，滞留在宜昌的难童全部运走，宜昌运接站向重庆转运难童共15000名。

　　徐镜平这时却收到一封电报，保育总会要她速回重庆，接受上级检查。

　　原来一些国民党员在宋美龄面前诬告徐镜平，说她在宜昌大轰炸中寻求中共地下党的帮助，是徐镜平目无组织。在保育会常务理事会议上，一些人正式提出弹劾徐镜平。

　　常务理事史良女士在会上说：保育会如果开除了徐镜平，以后的工作谁来做？告状的人和支持告状的人能做吗？理事会鸦雀无声，此事不了了之。

　　这时，保育会常务理事沈兹九接到一份血书，在湖南北部山区大庸，有300多名浙江保育生濒临绝境，要总会给予帮助，总会已经陆续收到不少来自浙江保育生的信件，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这份血书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马上决定把浙江保育生迁回重庆。

　　但这个艰苦的差事派给谁呢？大家又想到了徐镜平女士。

　　徐镜平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使理事长宋美龄十分感慨。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07

http://www.cctv.com/program/tsfx ... 6299/02/index.shtml

作者: neolane 时间: 2006-8-24 15:13 标题: 中央10的节目都很不错啊

yes.gif yes.gif yes.gif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16

原帖由 neolane 于 2006-8-24 16: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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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宋美岭真有气质,真让人心动啊.

作者: neolane 时间: 2006-8-24 15:17 标题: -_-

可惜让光头上了lol.giflol.giflol.gif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21

原帖由 neolane 于 2006-8-24 16:17 发表
可惜让光头上了lol.giflol.giflol.gif

是啊,这个死光头!:hit.gif

作者: 鸟鸟爱装嫩 时间: 2006-8-24 15:30

卢作浮的“民生”公司，每个中国人应该记住。

没有他的“民生”就没有抗战的胜利的物资基础，很多人，包括从武汉出发的保育会的孩子们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作者: reality 时间: 2006-8-24 15:34

原帖由 鸟鸟爱装嫩 于 2006-8-24 16:30 发表
卢作浮的“民生”公司，每个中国人应该记住。

没有他的“民生”就没有抗战的胜利的物资基础，很多人，包括从武汉出发的保育会的孩子们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是啊是啊moon.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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