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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他改变了99个试图自杀者的命运 [打印本页]

作者: 新年大家一起疯    时间: 2006-8-13 00:38     标题: 他改变了99个试图自杀者的命运

三年时间,  陈思坚持在双休日上桥巡逻,
  他改变了99个试图自杀者的命运。
  然而,这三年,
  陈思的命运似乎也被这些自杀者所改变。
  口袋的钱花掉不少了,
  旁人的冷嘲热讽出现了,
  自己的心理也近乎崩溃。
  陈思一度想过放弃,
  想着去当个超度亡灵的和尚。
  不过,最后他觉得还是应该坚持下来,
  因为“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
  因为,“希望可以尽力量挽救一些生命。”


这是一场处于生死边缘的搏斗。无论是对救人的,还是被救的。
  当陈思注意到他时,这位中年男子已经翻越了桥栏,站在了大桥的外侧,面江而立。在他脚下,距离桥面80多米的地方,长江水绵延流过。
  中年男子注视着江水,一动不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车水马龙的喧嚣,路人惊异的目光,甚至连快速接近的陈思,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直到陈思的双臂紧紧抱住中年男子的腰试图将他从桥栏外拖回来时,中年男子突然惊醒并被彻底激怒了。他一边拼命扳着紧缠着自己腰部的手臂,一边用脚猛蹬大桥的栏杆,向外跳跃——一个决意以死换取解脱的人,将这种解救视为对自己的又一次“束缚”。
  陈思死死地抱紧双臂,强忍着对方的撕扯、捶打。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陈思知道,施救者的阻拦行为,会强化自杀者的挫折感并对施救者产生强烈的排斥。曾经有一次,当他试图把一位女性自杀者从桥栏上抱下来时,对方一怒之下,接连抽了他十几个耳光。
  人失去理智时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容忍的,陈思如此自我安慰。自己受些委屈,总好过让自杀者“成功”跳下去——从80米高度落入水中,与直接摔在水泥地上没什么差别——三年中,陈思目睹过几起自杀“成功”的场景,“像一个弹丸,快速落了下去,砸在江面上又向上弹起”。
  陈思用身体抵住栏杆,拼命抵御着中年男子向外跃冲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救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自杀者在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会比平常大得多,稍有松懈,施救者极有可能被一道拽落下去。
  中年男子的力量越来越大,陈思越来越感到吃力……直到一位女警的加入,势均力敌的平衡才得以打破。
  中年男子最终被拉过了栏杆,三人一同摔倒在地。
  望着自杀者被警车安全带离,陈思陡然觉得累得慌。夏日正午的阳光,烤得桥面发烫。陈思点上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烟抽完,劲也缓过来了。掸掸衣服上的灰尘,启动那辆贴着“大桥义工巡逻”字样的摩托车,陈思一个人下了南京长江大桥。
  3年,99条生命
  2006年7月22日,南京长江大桥南堡下面的一个小饭馆。
  “喝点什么?”女老板问道。
  稍稍迟疑了一下,陈思一边入座一边回答,“来点白的吧,今天累了!”
  九块三毛钱一瓶的“沱牌”,45度的白酒。拧开盖,斟酒。酒水溅到杯子的外面,是陈思的手臂在抖。“那个男的看上去瘦瘦的,谁知道劲还挺大。”他说的是刚刚在大桥上救下的那位中年男子。
  “这是第几个了?”
  “……应该是九十几个了吧。”这位被人称为“大桥自杀救助者”的北方汉子,个头不高但很壮实。他想了想,确定地说,“第九十九个”。
  再有几十天,就是整整三年。平时打工养家,双休日上桥救人,自己承担一切费用——连陈思都没料到自己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有几家采访过陈思的媒体,在他们的报道中引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当前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挽救一些生命。”
  这是陈思记录在自己的《大桥日记》的一段感想,媒体
  试图以此去解释陈思上桥的初衷。应该说,这是“升华”后的初衷,超越了原始状态。真正让他震惊,并萌生救人欲望的,缘于一位亲戚的非正常死亡。
  到大桥上去!
  2003年的8月23日,陈思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
   “那是一个很乐观的老人,”这让陈思很伤心。在他最苦闷的时候,老人常常给他以安慰:“乖乖,万事想开点。你只要想想,农村出来的人,每天能有杯豆浆 喝,已经算过得去了;别和那些喝牛奶的人比,人家是人家的命,你是你的命。”当时的陈思,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谈恋爱,因家境贫寒被拒绝;高中毕业 后想参军,未能通过体检;来南京打工,包工头携款逃跑,分文未得——最后只能投靠远房亲戚,在南京的郊县,靠贩菜糊口。
  然而,这样一个老人,在回老家养病时,却因家庭纠纷选择了自杀——绝食10天后,与世长辞。
  “这么一个乐观的人,也会走绝路,为什么?”发生在身边的这场变故,让陈思总结出一个结论:无论是谁,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旁边有人能给他一点希望,帮他走过这个坎儿,悲剧也许就会避免。
   老人去世后的9月10日,一个30多岁的公司副总,从大桥北堡的桥面上跳了下去。新闻报道称,这位男子随身携带的财物价值10万元,估计自杀不是因为经 济上的原因。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自杀现象——从1968年大桥建成至今,仅有案可查的轻生者就达1800多人,从2003年3月 到6月就有47人。
  “预防?如果当时有人拦他一把,听他诉诉苦,劝劝他,结局未必会如此凄惨。”陈思心动了,“我当时想,自己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口才也不差,如果我在场,或许能够救下他。”
   他有如此的自信,是因为就在这位副总跳桥的位置,他曾经救下一位自杀者。2000年的时候,陈思运货途经大桥,看见一位姑娘正准备跳桥。“一开始我不知 道自己能不能上去救,就赶忙跑到旁边跟大桥上的工作人员求援,结果人家跟我讲:‘这种事天天都有,救哪里救得过来。’”被泼了一盆冷水的陈思还是不忍袖手 旁观,拉了几个围观者帮忙,硬是上去把女孩给拖下来了。这是一名因传销被骗光了钱的大学生。
  生活就是如此,充满了机缘巧合,几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聚合在一起,其作用竟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恰巧2003年这一年,陈思的女儿上一年级,陈思的老板也挺体贴,让他双休日不用加班了,在家歇着陪陪女儿。这样一来,上桥救助的时间条件也具备了。
  “我想,既然那么多人上大桥自杀,我就在大桥上守着,总会遇上几个,救一个是一个。” 陈思从此走上了一条从未预想的道路。
“午夜凶铃”响起
  然而,陈思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三年里,这位憨厚的汉子被人赞美过,也被人骂过;曾经满怀希望和憧憬,也曾苦恼地要剃度为僧;他是英雄,也是平凡的普通百姓;他帮人疏解忧愁,却难医自己的心病;他尝试过放弃,却忍受不了良心的自谴……
  “我的心理是在电话和手机短信中成熟起来的。”陈思苦笑。2003年10月,在他成功救助后,媒体蜂拥而至。“我只是在双休日,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助自杀者,但记者的报道,却让我的电话和手机成了全国热线。”
家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让陈思无法安静。一些在大桥上捡破烂的人发现了自杀可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陈思:“你快来救一把!”
  甚至经常出现“午夜凶铃”:一家人熟睡,电话铃声大作,有人告诉他:“我在某某地方要自杀啦,你快来救我吧!”这其中的电话,有的是从大连的海边打过来,有的是从另一个城市的大桥上打过来的。
   除了电话,手机短信数量直线上升。短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借钱的,有寻求心理咨询的……陈思粗略估算了一下,“每天至少有两百条”。接连不断的短信 造成的结果是手机频频“死机”。“看上10条,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手机就自动关机。”为此,他用坏了四部手机。“发短信的人不知道,有人还特意打来电话骂 我,说:你现在出名了,牛了,发了那么多短信都不回。
  曾经有位脑科医院的主任接连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也足足训了一个多小时,“他责问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搞心理咨询,并扬言要告到工商局,取缔我在大桥上的救助点。”陈思给训得莫明其妙,“他当我是在大桥摆摊设点的小贩了。”
   陈思原以为,自己救人总归是做好事,不求人全力支持,也能落个“理解”。“但很多人以为我每周上桥,肯定是有好处拿的。怎么解释,别人就是不信。”陈思 最初的时候是乘公共汽车往返大桥,来回一趟将近两个小时,爱人担心他长时间徒步巡逻吃不消。于是在2004年5月,花了一年的薪水6000元给他买了辆摩 托车。
  “结果就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名义上做义工,实际上不知道捞了多少好处。原来是走路的,现在开上了摩托车,肯定是政府奖励的。”陈 思说他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别人问车是不是政府奖励的,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这样一来,这些人反而满意了,最后还送我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那么二百五嘛! ’”
  仅仅是些看客说说闲话也就罢了,陈思苦恼的是一些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反感”,因为他的救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他们的工作,为此,陈思几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吃饱了撑的”。
  烟花过后
  陈思失望过,但这种失望很快被不断被激发的责任感以及膨胀的自信心所替代。媒体密集的报道,从纸媒体、电视到网络上普遍呈现的赞赏之声,不断促使他超越底线。
   双休日不够用,他开始占用其他的时间;大桥的舞台不够大,他办起了网站。在2004年元旦之前,他甚至开列了一系列庞大的计划:3月1日正式开通网站, “心灵热线”由义工轮值24小时;5月1日前完成“救助工作室”、“救助基金”,有纪律的“义工站”;7月1日前努力配备救助用品、大桥高危段的安全设 施;9月20日前创办一场大型“预防自杀,珍爱生命”歌舞晚会……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他所列的大部分计划,都没有实现。即便是那个在网友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心理咨询网站——“心灵港湾”,也因为自己无力承担每年一万元的服务器占用费,早早夭折。
  就像一束绚丽的烟花,瞬间灿烂之后,将是长久的沉寂。
  “很多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显现出热情,遗憾的是,这样的热情持续不了多久。”陈思有个记录,上面登记着所有报名参加大桥救助的志愿者,“报名的人很多,但真正上桥的没有几个。”
  声援者数量直线递减,需要救助者数量飞速上升,陈思的压力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
   救下来的自杀者中有许多是因为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才走上绝路的。救下来,陈思就不能撒手不管,或是给点路费,或是找个旅店安顿一下……陈思一直试图成立 一个基金会,吸纳社会的帮助。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国家规定,他要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掏出一笔钱来放在账上。但问题是,没有基金会 做保证,没人愿意捐款给他——至少,他曾因此错过了一笔巨额的捐助。
  2004年元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陈思的报道在香港播放后,“富商霍英东的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说霍先生看了报道很感动,有意捐款用于大桥救助。”但因为陈思没有合法接收的手续,这笔捐款最终转给了其他的慈善机构。
  2006年初,南京市团委为陈思申报参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时,陈思算了一笔账:2006年元旦之前,他花在救助上的费用是6.9万元。对于一个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的家庭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时候被大家捧得太高,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好一切。”等到陈思意识到,再如此支撑下去,将会将自己的家庭拖入困窘时,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
  陈思开始考虑放弃。


  “垃圾桶”的困惑
  费用难以为继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当他接触的自杀者越多,就对自己的力量越没有信心。
  陈思发现,自杀者也分很多类型。有的是一时想不开,有的却是因为走投无路。对于后者,尽管陈思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原先的困难和苦恼。“很多困难和苦恼,我根本解决不了。”
  几年前,安徽滁州的李大姐的丈夫遭遇了一场车祸,儿子因目睹父亲的死亡从此染病。抢救不及时即有可能死去。李大姐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
  陈思是在大桥上救下了这对母子。死亡擦肩而过,但生活的困厄并未就此消除。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先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忙卖掉她的肾脏。我说这个忙我无法帮。前几天,我打电话给 她,发现情况更糟,不仅生活更加困顿,因为连续劳累,她自己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思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七八百元,“现在除了安 慰,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她。”
  “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陈思说,“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像一个自杀者讲的,我救了他们,让他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他们多受罪一天,多丢脸一天!”
  这种价值上自我否定的困惑一直纠缠着陈思,在2004年的上半年,他的心理也近乎崩溃。尽管他照样在双休日奔波在大桥上,照样巡逻、救人。
  陈思说他记得,他当时还在网上的一个佛教论坛里,写了一首诗,“大概的意思是,救人是救不成了,我只有到寺庙里做个超度亡灵的和尚了。”陈思说,他当时失望到已萌生出家的念头。
  事实上,早在此前很长时间,就有一位教授曾经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情绪。
   “他说,当我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时,一定要学会定期清理。”教授告诫他,作为“垃圾桶”,他个人的“容积”也是有限的,“否则不仅垃圾桶会崩溃, 里面的垃圾照样会溢出来。”教授还给陈思举了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自己的心理也随之恶化,最终选择了自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我也落得 这般下场。”
  老方丈的禅语
  有一天,在和妻子大吵一架后,陈思决定放弃自己的“大桥救助”。
   那个双休日,他没有上桥。然而,待在家里,他也坐卧不宁。“我总担心,我不在桥上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跳桥。”此后的连续几天,陈思天天买来报纸,查 看是否有人跳桥的新闻。长时间救助使他形成的使命感,不断折磨着他,“一旦想到一个家庭可能永远失去一位亲人,我就发疯似的难受。”
  每个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陈思的“软肋”是他对缺失的亲情的依恋。陈思的母亲是在他7岁那年离家出走的。自此以后,这一直是他的心病。
  陈思说他一直以来,只要看到电视里关于亲人死亡的情节,他都会流泪。上桥会痛苦,不上桥仍然痛苦。休息了一个星期后,陈思还是重新上了大桥。
  驱除了不上桥的负疚感,但陈思依然无法清空自己的“垃圾桶”。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方丈。
  2004年的下半年,一位朋友去栖霞寺为死去的家人做法事,邀请陈思相伴。
  法事的主持,是栖霞寺的老方丈,77岁的能艺和尚。法事完毕,朋友让陈思和老方丈聊聊天。陈思从头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说了很多,甚至把很多自杀者的经历也告诉了老和尚。”陈思说着,老方丈就静静地听着。
  “孩子,没有什么可苦恼的!救了那么多人,你已经是菩萨啦,够了。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就尽到了!”老方丈的话不多,但却令陈思原先犹如重甲般的种种烦恼,全然落地。
  陈思如释重负。再度上桥,心态轻松了很多。
  守望者的新底线
  2004年8月初,“陈思救助工作室”。
  陈思将自己的一个房间,作为专门接待的工作室。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一家公司有意捐款给他,并寄来飞机票。尽管没有谈成功,但陈思的情绪不错,“没关系,这些事情急不得。以后还会有机会。”
  心态变了,人的状态也变了。
  “救助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仅仅靠一个人的能力,担负不了。我以前压力大,是因为我总是想挑起整个的担子,如果硬扛下去,我自己也会垮掉。”陈思说,正如老方丈说的,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关键是“尽力了就行”。
  “到了哪一步,你会放弃上桥?”
  “如果哪一天我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了,我会放弃的。”陈思想了想,“但是,只是暂时停止,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会上大桥。”
  “就像挑担子走远路,累了就歇一歇,歇好了继续上路。”陈思说,“不过,对我而言,救助不是负担,而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当生活归于平静,陈思似乎又做回了刚上桥那会儿的陈思。
  200 万
  我国每年自杀未遂人数为200万。
  28.7 万
  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28.7万,其中一次成功的为21万。
  2 分钟
  我国每2分钟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第5 位
  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51 %
  我国自杀人群比例构成:女性占51%,男性49%;老年人自杀现象值得重视,虽然数字不多,但比例高;小于20岁的占26%,20至29岁的占38%;大学生占50%,未婚的占60%;有收入的占45%,学生其次;未就医占70%。
作者: 拔足狂奔的猪    时间: 2006-8-17 15:04

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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