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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五常：中国未来系列之一至十九--完+序 [打印本页]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16 11:35 标题: 张五常：中国未来系列之一至十九--完+序

张五常：工业第三阶段：月是故乡明（「中国未来」系列之十）
2006-6-1

传统的经济历史分析工业发展，是从科技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中国的情况很特别，又或者是我个人喜欢特别地看。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要以地区划分，明确的。第一阶段是珠江三角洲，时间大约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时间大约一九九三到今天。当然，珠三角及长三角还会继续他们的工业励进，我只是从不同阶段的地区重点看。

从地区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在哪里呢？我的推断，是会回到乡镇那里去，因为月是故乡明。二十年前，中国要搞什么乡镇工业，说什么离土不离乡，认真地看，搞不起来。当时的乡镇企业要不是国营，就是乡营或镇营，非私营或民营也。当时举国没有几条好公路，物流有困难，不宜乡镇工业发展。也是在当时，外资对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乡镇造的多是手工艺品，没有国际大看头。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一带非善策，但起笔需要，因为经济发展要有个火头。十年来这火头明显地烧到内陆去：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皆可见大火燎原。这样看，中国的可观工业发展早就不限于珠三角及长三角了。然而，有势头的工业发展，我们还不容易在乡镇见到。

会见到的，大约从我下笔的今天开始吧。相当肯定，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内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对物流有大助早就见于农产品。周其仁认为，城市的农产品物价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进的结果。应该对：经济急升，农作人口急速下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得明显，但没有。其仁老弟对经济的掌握渐入佳境：这种简单观察功力不凡。浅吗？当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来。这里要指出，运输的改进对工业比农业更重要。

其二，扶助农民是今天国务院的首要项目。有意思，问题是怎样扶助才对。据说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在《扶贫何价？》一文中，我指出扶贫有负性与正性之别。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贫，社会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后者是扶贫一元，社会可获超过一元的利益。

原则上，正性扶贫的项目多得很，问题是回报有高低之别，明智的选择不容易。我们还要指出政府投资容易引起贪污问题。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投资，通常连带着界外效应，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会成本问题」了。很复杂，不容易算得准。这方面，中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国家高明：他们差不多凡事收费——无论公路，桥梁、水乡、公园，有时甚至厕所，都收费。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大部分解决，因为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报有直接收入作依凭。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资，当然协助「月是故乡明」的工业发展。前几年听到，收费公路可以回本或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经济发展得快，要亏蚀的过三几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发展快，就有这样的方便：只要能继续目前的增长率，公共设施的投资乱来一下也容易买中马。

只要能约束贪污与控制成本，扶助农民大可考虑乡镇的基建、教育、医疗、康乐、文化等。原则上，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贫。不直接收费，有些项目，例如基建，可以从卖地及税收赚回来，但不收费或收费甚微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的回报就不容易衡量。有回报，应该考虑下注，只是社会利益难以衡量。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一、政府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私人投资于这些项目，让他们自由收费。不是说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协助，政府的负担会减少，而有私立的参与竞争，公立的会办得好一点。二、政府要鼓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筹办这些事项，只要不牟利，要免税，再不够就补贴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补一元。有政府补贴，私人慈善会风起水涌。意图做善事的人会比较细心处理，会比较小心花钱。当然，假冒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严谨法律约束的慈善机构，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术。

第三个工业将会转向乡镇发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国），一则起于其它廉价劳力国家的竞争，接单工业不能大幅加薪，二则因为月是故乡明，愿意离乡别井的人愈来愈少了。农民愿意转往工业，或愿意半农半工，但不愿意离乡别井，会帮政府一个忙。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或近于闹市，如果继续下去，边际产出定律说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政府要推广乡镇的工业发展，是正着，而月是故乡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认为是今后十年的大势所趋。

在广东设厂的朋友说，从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亲一两次。如果工厂设于离工人老家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工人可以每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享天伦之乐。有天时（发展得快），地利（交通发达），人和（天伦之乐）这三者的合并，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会在乡镇出现是不难推断的。

产品的质量、生产力与科技的改进，是地区之外不可忽略的工业发展问题。产品质量的急升出现于第二阶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时期。生产力的急升最近几年开始明显：工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约从三年前的九千八百万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万），农民人口继续下降，但工业的总产值继续大幅上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愈来愈多的人转到商业及服务业去。都是好现象。

至于科技的改进，二十多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我认为科技的急升会发生于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那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势头，后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压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持续，中国的科技跃升不出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8-31 11:09 编辑 ]

作者: wamway 时间: 2006-6-17 14:40

有道理！
老兄复出了？呵呵！

作者: qquchn 时间: 2006-6-19 00:28

555555 1 2 3 4 5 6 7 8 9 呢？？？？？？？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0:34 标题: 先来一贴反垄断，123456789随后就来

原帖由 qquchn 于 2006-6-19 01:28 发表
555555 1 2 3 4 5 6 7 8 9 呢？？？？？？？

薛兆丰: 反垄断的三重疑云

时间：2006年06月20日08:04

　　今年4月5日，我专程赶到位于纽约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场在其法学院举办的专题讲演。演讲者王晓晔博士，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会前，我自报家门，而王晓晔博士笑容可掬，态度亲切，是位儒雅的学者。

　　王博士讲演完毕，我有机会提问。我问：“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谓的‘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用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于市场竞争、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

　　王博士略显惊讶：“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在场很多人都是法律专家。我们有知识，但我们还要去训练。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感谢王博士的回答，这一问一答，凸现了对反垄断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观点。我自经济学入门以来，未见过赞成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从我翻译其著作的阿尔钦（A.Alchian）到导师博祖（D. Boudreaux）、塔洛克（G.Tullock）以及瓦格纳（R. Wagner）人，没有一个不是观点清晰、立场鲜明的。我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官员、法官、学者）从不具备“矫正市场”所应有的知识。

　　相反的是，王晓晔博士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系。据老师瓦格纳回忆，那是一所相当强调政府干预的学院。王博士发表的大量关于反垄断的论文，也恰恰印证了瓦格纳的印象，即他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掌握了“矫正市场”的充分知识。

　　在1996年一篇论文中，王晓晔论证道：“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的迅速变化，要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模式，3亿元的年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在重工行业也许显得有些低”，但经过560个汉字的论证，她断言：“以3亿元的市场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是比较恰当的。”

　　为什么？为什么刚好是3亿元？为什么不是3.14亿元？也不是2.56亿元？这是分歧的根本所在：经济学家认为，别说560字，就是560万本著作，也不可能推断出多高的门槛，会使政府干预变得合理；而以王博士为代表的法律学者却似乎认为，不仅存在这样的门槛，而且它可以通过配合国家政策、经济时事、协调行业间冲突等方式，把这个门槛找出来。

　　什么叫“企业规模”，如何界定企业的“市场范围”，怎样计算企业在相关行业中的“垄断程度”，通过什么方法评估垄断企业对社会造成的“经济伤害”—这些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必须首先得到可靠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均无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指出，反垄断法鼓励了人们的投机，即“即使根本不存在答案，也企图去提供答案。”

　　最近提交审议的中国《反垄断法》，存在三重疑云。第一，行政垄断是不是不反了？过去八年，我一直强调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而且这不需要立法，只需要政府放开行业准入即可。最终通过的《反垄断法》，若确实把“反行政垄断”章节束之高阁，就会使得该法的正确目标逍遥法外。

　　其次，反垄断法执法，必须以准确的取证为基础。但在目前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几乎所有“罪名”的含义和量度都是含糊不清的，经济学根本就不提供定性和定量的理论框架。该法执行起来，必然产生大量的混乱。

　　再有，是执法机构尚不明确。给行政垄断网开一面，有可能诱使私营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纷纷投靠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形成大量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保护的混合型企业，这对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执法力度是个挑战。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实际效力，得看权力和利益的较量，而不是法和经济上的见证。

　　薛兆丰谈垄断：

　　　　　　　　　垄断经济学

　　　　　　　　　反垄断只要一招

　　　　　　　　　不要学美国的反垄断法

　　　　　　　　　制造垄断与坐享垄断

　　　　　　　　　谁不正当竞争

　　　　　　　　　谁在危及自由竞争？

　　　　　　　　　凭什么挑战微软？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09 标题: 张五常：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一

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一

张五常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断的，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无疑是人类历史纪录，而考虑到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也搞开放改革，但与中国的进度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奇迹」就成为今天西方的热门话题。

两年来外间的经济专家喜欢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日子吗？看好的与看悲的都有，于是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贝加偏于悲观，举出西德与日本的例子，认为一个高速发展了二十年的国家，总会做出一些傻政策，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以为难。佛利民的看法是好坏参半。他认为中国还没有政治自由，动乱早晚会发生。对中国前景继续看好的师级人物也不少，可能占多数。芝加哥大学的R. W. Fogel就是个乐观者——此君最近举出其它成功国家的经验，以数据推出对中国的「乐观说」。

上述几位都是老朋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是因为大家对中国情况的理解不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对中国前景看好的人，只因为掌握到一些关键的局限转变，在推断上胜出几条街。今天，走进热衷于中国发展的西方经济学者群中，我可能被编为一个悲观者。不是很悲观，因为原则上中国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不困难。可惜「原则」换不到饭吃，而中国目前面对的局限变量太多，政策上可以出错的地方不少。避免大错，也不容许多项小错组合，再来一个高速二十年当然可以，但这样的假设难以接受。

今天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相近，如果日本当年没有做出几项大错——尤其是管制农产品进口与让日圆大幅升值——他们的经济神话可能一直说到今天。另一方面，今天看中国，使我联想到彷佛三十多年前自己身在日本，近距离地观察那里的经济。但当年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有也言语不通。满是活力的经济，一个专家学者整生难得一遇，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

应该是个人的奇遇了。以产权及交易费用为重心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从开始我就参与，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懂中文，机缘巧合，一九七九年起跟进中国的发展，观察到一个大国从近于零开始，彷佛天方夜谭地逐步凝聚而达到今天的经济活力——这样的观者天下间可能只我一个。七十岁了，历史与不同体制的运作知得多，任何制度上的因果话题我可以随意地以多方面的经验印证。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了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三年后我说中国会有二十年或以上的的高速增长。看对了不是侥幸，而是当年的局限转变简单明确，使我安心而又武断地作假设，逻辑井然，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推断上。今天的情况远为复杂。大致上，我感受到胡、温政权要走的路；也是大致上，我认为他们要走的路是对的。问题是他们面对的局限条件复杂，可能出错的地方实在多。

中国会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吗？会或不会，胡乱选一方的命中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不俗，但我从来不下这样的学问赌注。假设中国不会作出政策上的大错或多项小错，于是乐观推断，近于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界定多项局限的可能转变而逐项分析，太复杂，读者会感到天旋地转。这里我只能申述自己相当肯定的大概，而今后见到政策上有明显的错，会继续大声疾呼。可惜上苍虽然对我格外仁慈，还可以眼观六路、推理纵横的日子恐怕不多吧。

首先要说的，是实质的国民收入增长，中国要继续二十年以往的高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上升，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这些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其实高于政府的统计，高出多少只有天晓得。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改进不会不断地直线上升—— 会继续升，但会缓慢下来。这样，如果今后的二十年中国能保持政府统计的增长率，人民的实质生活改进不会像以往的那么快。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转变，没有全部反映在价格上，是个指数难题，二十多年前我和专家老友Z. Griliches研讨过。我认为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率大幅地低估了，是因为一九九八起有好几年，中国有百分之零至三的通缩，而同期质量的上升非常快。这显示着通缩其实比公布的数字来得严重（以一个作不得准的装修例子看，九八至○三的通缩年率达双位数字）。但同期的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三至四之间，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外地没有出现过，大略查考，认为北京的统计没有乱来。结论只有两方面：其一是传统的货币与宏观理论出现了问题；其二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货币制度自成一家，撇开沙石有独到之处。

回头说中国今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这话题，我们当然只能从北京的统计数字看，不管质量的转变。三年多前北京定下的目标，是到二○二○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年率是七点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点零。不夸张，但怎样看也是高速了。事实上，以目前的形势看，不搞宏观调控，不让人民币升值，各方面略为放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双位数字很容易。这不是问题，问题是高速的增长可否继续二十年。这样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需要保八，保七也了不起，算是高速。

这里要提出，我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与外地的经济学者很不相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我认为中国还在改革，而那所谓「中国奇迹」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效果。对我来说，要理解中国，论什么产出函数，搞什么回归分析，皆废物也。关键是制度的转变。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在广东设厂，政府指定要用国家职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工人于是比赛慢动作，午餐后睡两个小时。后来港商打生打死，争取到雇用合同工，推出件工制，工人立刻清早排队等开门，不再睡午觉，放工时间驱之不散。只这样，工作人数不变，一夜之间产出量上升两倍。国家职工是一种制度，合同件工是另一种制度，改变了制度生产活力就跟着变。经济专家把工人数字放进产出函数方程式，不管他们是否在睡觉，不是发神经吗？

二十五年前我看准了中国的局限转变，推出制度会迫着怎样改，于是为文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不知是北京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北京，又或者是天才了得，跟着的改革发展我多次预先把历史写了出来（见拙作《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今天向前看，情况不同了。还要改革的是清理沙石，精修细节，扶助农民，推广知识，搞好医疗，环保江山……。是很多很多的小改，因而有很多很多的出错机会。

局限也大为不同，复杂的，下期再谈吧。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10 标题: 张五常：先说来龙才论去脉（「中国未来」系列，之二）

先说来龙才论去脉

张五常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起自何时很难说。七九年我到广州一行，亲朋戚友天天在搞关系，走后门，言论开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经济改革的迹象。很穷，饭店没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个城市没有一间新建筑。一九八一年我动笔为英国一家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开放改革的气氛变得浓厚。我喜欢武断地以一九八○为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的开始。

于今回顾，中国的改革有相当明确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八○至邓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邓老之外，这阶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处理经济的***与知识分子很喜欢的胡耀邦。第二阶段是邓老南下跟着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镕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泽民、朱镕基与李鹏。第一阶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阶段十一年，长度差不多。分阶段是因为性质很不相同，面对的困难有别。沙石不论，大致上遇到的困难是解决了。考虑到困难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阶段，起于朱老退休及胡、温接掌。这阶段起笔形势大好：人民币的强势使我于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断美国将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几年通缩过去，楼价止跌回升；民工荒开始出现，农民生活的改进明显地高于统计数字；外资引进继续急升，外汇储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进入了世贸，厂家磨拳擦掌。是的，进入这第三阶段，「中国奇迹」是国际话题，而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经济发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时开始受到认同的。

今天说中国的未来，要推断分析的当然是第三阶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变量太多，加上国际政治复杂，要看得准是过于苛求了。我只能在几方面作大略的假设与猜测。可以这样说吧：推测第一阶段的发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写下的推得准；第二阶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镕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间把高通胀化解为零。代价不小，但鬼斧神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间，而身在其中写未来，是活在历史中写历史，不能跳出去再回头看。这样，看未来而希望有一两分准绳，我们要回顾以往的第一与第二阶段，要先理解来龙之势，才敢猜测去脉何方。

从第一阶段说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国是从无到有。我曾经说，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从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微不足道。这样看，中国改革之初的增长率急升不困难。一九八五年初我认为，北京公布的增长率是低估了。那时我调查了几个广东工业区，收入增长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广东，不代表整个中国。

珠三角当时发展得远比长三角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共产时代北京不重视南方，珠三角不多见有规模的垄断国企。这样，外资投入竞争，申请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样过数十重关。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当年杀进去，第一批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关系多多，血本无归是惯例。但当我在八五年比较深入调查时，港商已争取到雇用合同工，关系不多但运气好的，开始赚钱。港商从那时起大量涌进。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发展起来的。工业上，这发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国内地区政府还没有工业园的概念，百鸟归巢，厂房乱七八糟，很有点乱来，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业景观远不及长三角。但长三角的私营或外资工业发展，起于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有珠三角的前车可鉴，长三角策划得好，苏州工业城的马路、街灯、绿化、设计等规模，美国也不容易见到。这方面有很多要说的，到第二阶段才说。

第一阶段起笔是从无到有的开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容易可观，只略为放宽一下就有瞄头。困难是改革产权制度——当时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艰巨的改革工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共产政制，其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定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权利，于是论党龄，在行政、卫技等不同分类每项有几个到十多个级别，工作由政府分派，职工是指国家职工，物品与住所皆用分配制，小量的市场交易皆有价管，排队轮不到要走后门，自由市场不存在。

上述情况的大概众所周知，四海之内破口大骂者无数。但我是个客观学者，知道理想的社会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骂。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几个月后恍然而悟，知道共产政制是怎样的一回事。废除了私有财产——废除了以资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租值消散会发生，人口理应下降。然而，虽然人民公社与**害死无数人，中国的人口是上升了。这显示着共产政制一定用上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而以等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确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骂的运作或安排，都起于这等级界定权利，大家看不惯。这又回复到八一年我写下对中国的分析，但加了补充：在没有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以等级界定权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种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的法门。问题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过程中，要增加国民收入，是需要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而这些费用是等级界定比资产界定权利高很多。无可置疑，昔日的共产政制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费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为此我频频大声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议，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权力在上头，而等级权利也以上头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会更改这权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对不难理解。我当时看到两个可乘之机。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经济如果增长得够快，等级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权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偿失，享受不会限于家中有一部特权空调机。其二是我开门见山地建议，干脆地以金钱把上头的等级特权买下来。这建议当时在北京有不小回响，反对的声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不难看。

今天回顾，当年在南中国搞起的发展势不可挡，胡应湘拍枱拍凳在广州建成中国大酒店（今天看是个里程碑），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不少干部拿着一些关系本钱跑到工商业去。这些发展的示范，协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间接的，好些等级特权是用金钱买下来。经过朱镕基的反贪污处理，成交价相宜。但当我在九二年见某些高干子弟取之无尽，大叫够了，够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过眼的就破口大骂。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大事，有很大的机会改变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当年见到伦理上不对头的我必问：是换取些什么呀？换得过吗？

下期再谈。

（「中国未来」系列，之二）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12 标题: 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中国未来」系列，之三）

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发表日期: 2006-4-14

让我再从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说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探访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医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机构工作，深知国家的情况。弟弟既然是制度专家，他们当然有问必答，言无不尽，只几天我学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尽后门，安排了一个国家级的地方晚宴。邀请的贵宾中有我汅来称为立叔的梁尚立。难以忘怀是宴后没有人收钱——国家职工都下班走了。这是今天没有学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支持的国企的本质吧。

从那时到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我想的是怎样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的体制改革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体制。当时身在美国，虽然听到有「承包」这回事，却没有想到那是后来改革产权的关键信道。我的意识是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以宪政或法例改革产权结构，只能轻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历史没有出现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转让权，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转让已经在灰色市场出现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国内的农地承包开始盛行，我意识到承包合约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命脉。有前车可鉴：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通过合约安排改革土地产权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演变缓慢，用了两百年。

看官须知，当时的欧洲，或古代的中国，「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务等，成为政府，收的租就称为税，而有一段长时期租与税是分不开来的。中国在共产政制下，产品上缴然后下拨，税就谈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后上缴，我就推断税制会出现，想不到来得那么复杂。今天简化了不少，还是太复杂。至于中国能在几年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中世纪走过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觉得奇怪。当时农业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图，加上政府鼓励，不快才奇怪。

感谢蔡俊华。他把多年搜集的农业承包历史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写到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到包产到组、到户、到劳，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为层次分明的农业改革发展，而经济理论又可以大展拳脚的。

一九八三兴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一是公粮（农业税，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余粮（价管下政府征购农产品，取消价管后不存在）；三是集体提留（福利金与公积金——后来改了称呼——据说不久前跟着税一起取消，引起不少问题）。大包干是开始稳定下来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约的年期够长，加上可以转包，土地的使用权与包「干」之后的收入享受权能到「户」，土地作为资产就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推到尽，承包合约是一张地契，转包是土地买卖，年期够长与私有土地是没有分别的。

大包干是通过承包合约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在农业推行得顺利，因为：一、土地的划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会贬值，也不会遗失；三、从干部等级界定权利转向土地资产界定权利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或农村等级较高的干部，一般能承包较大的土地面积。从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资产权利再作打算。后来转包导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区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引起纠纷，这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个人。私有产权是「私」字当头，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们以「民」为「私」）。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北京却接受了。其实以资产界定权利就是私产，只是在高斯之前没有谁说得清楚。见北京不反对权利界定，我就不断地以高斯之见下笔推销。

一九六八年作合约研究时，我指出在高斯定义下的私产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权。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当年英国的私人土地是没有私人所有权的。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两巨册英国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讨过。肯定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见到北京要维护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九八五年我建议把两权分离：所有权为国有，使用权为私有。于今回顾，那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两权分离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D校院长，他记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提出两权分离，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着上头通告不要相信我说的。

跑到首钢的宿舍住了几天，是为了研究工业承包。说有兴趣调查，香港新华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资料，有问必答，而使我难以下台的是查济民生先寄给港大一张支票，作为研究经费。其实当时港大的经费不紧张，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临阵退缩。结果是写了结集为《再论中国》的文章，但工业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独立成书。

是非常头痛的调查。我要求的工业承包合约，只几天就送到，无从入手是因为内容频频转换，只几个月就面目全非。当时的中国是转变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温州，走马看花，花多眼乱。变得太快当然难以捉摸，但一九八七年初我肯定工业承包的困难所在，有五点。一、工业机构内的资产一般共享，不能像农地那样界定划分。二、厂房与设备、机械等会贬值，或受到破坏，既为国营，政府不能不管，而投资额是多是少，由谁负责，吵个不休。三、工业的生产程序远比农业复杂，需要的层层承包（即判上判），政府干预起来很头痛。四、工业变化大，亏损可以如家常便饭，无「干」可包也。五、工业以生意头脑为重，当时法定的最高月薪是人民币二百五十，天才怎会服气呢？

考虑到上述种种，我建议北京快刀斩乱麻。是简单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评估一家工厂的资产净值，收低息为「干」。二、按资产净值发行股票，免费分配给厂内员工，不妨仿效美国棒球世界锦标赛分红时球员互相投票来决定谁分多谁分少。三、让股票在市场自由转让。

犹豫不决，北京没有这样做。几位北京朋友让我数番拍案解释，但我相信他们对国企还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诚恳的。结果是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一般的收场是输清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为要照顾国家职工，好些国企送出去也没有人要。其后，私营企业急升，国企亏蚀严重，朱镕基迫着要关水喉，显示着输光还不止也。再其后，国企容许买家解雇职工，由地区政府负责，地产值钱，国企可以沽出。

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今天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说国企可取，要维护，不知是哪种学问了。

是重要的一课。国企输光是社会的代价，但为了改革制度，输光也可取！当时看这代价庞大，但今天回顾，微不足道。

（「中国未来」系列，之三）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17 标题: 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发表日期: 2006-4-22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连。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帐。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27 标题: 张五常: 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国未来」系列，之六）

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

张五常

这两三年，老外频频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奇迹，何其后知后觉也？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老外聪明，只是远看庐山，见不到满山小树萌芽。想当年，珠江三角洲一带虽然发展神速，但工业区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外人看不入眼。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后，苏浙一带废除了多种牌照约束，拼命招徕，长江三角洲才杀出重围。

如果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历史奇迹，那么无可置疑，长三角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十三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长三角会是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今天还没有到位，但庶乎近焉。老外今天看神州，啧啧称奇，是给长三角扬之以威，示之以势，吓破了胆，于是频呼竞争不公，施压人民币升值。

其实也算不公：地球没有出现过那样吃得苦而又是那么多的劳动人口。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让该市在五年内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业楼宇，过重，市下沉，政府要大幅减少建筑容积率。通缩袭市，楼价暴跌，建筑工人凌晨操作依旧。

近于从零开始，长三角超越珠三角只用了八年，其间有严峻的宏观调控与通缩。以昆山为例，九七年要投资一百万美元才可以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购买一亩工业用地，购买多少没有约束。二○○○年是五万一亩，投资多少不论。去年是二十万一亩，约束是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才可买一亩。这些规限或约束变化多，下文可见，主要是地区竞争的结果。三千多家台商云集昆山，爆满，前前后后大约十年。

说到美轮美奂，苏州工业园冠于神州，可能冠于地球。这里的特色是世界名牌云集，工业用地听说卖清光，目前有建筑物的只占小部分，几年后全建好会是现象了。近几年无锡上升得比苏州还要快。杭州是年轻工商业家的聚脚地，认识不少，皆一时俊秀。义乌、温州等的崛起皆天方夜谭，不用我介绍了。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币值稳定当然重要，但长三角飚升的头十年，有一半时间面对严重通缩。进入世贸有助，但那只是近几年的事。说向外资献殷勤，那当然，但其它国家也懂得做。没有众多工会的左右重要，但不一定足以抵消远比香港昔日工业起飞时为多的管制法例，以及贪污带来的手续麻烦。发生了些什么事？产权结构的基本改革在八十年代的第一阶段改了，为什么九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会继续飚升呢？

我的答案有两方面。其一是周燕同学给我翻阅的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说是合资，其实是注册商标、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看官须知，这些专利的传统租用合约很难监管，因为产出数量难以鉴证，使用费（royalties）往往得个「讲」字，而商业秘密是一去不返的。以合资合约处理商标与科技知识的租用，容许拥有这些「无形」资产的机构委任董事与其它行政人员在产出现场监管，大幅减少甚至杜绝欺骗行为。

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一律有详尽的商标与专利使用费的罗列，而这些是「相金先惠」，有没有利润，凡有产出外资就先收取，有时写明外地的银行户口号码，汇出没有管制。罗列着的凡有产出就要支付使用费的项目有时长达几页纸，是合资合约的一部分，中方协助产出的责任有说明，而令人瞩目的是中方要负责减低中国的税。有利润当然按股权分配，但那是外资抽取使用费之后才算。

个人认为以合资合约替代商标与专利租用合约是中国的发明，因为其中条文的设计一般反映着怎样合法地避去政府的管制法例。当时外资在中国独资是不容许的，要与中方合资从事，但上述的合资合约显然受到欢迎，因为后来可以独资了，约满后或新入门的外资，往往可独不独。

第二方面，上述的合资合约，与其它在外地不会见到的合约安排，显然是从我屡次提及的激烈地区竞争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起于一套外地见不到的合约安排。换言之，整个中国的工业制度架构，是一套合约安排的组合，撇开沙石妙绝天下。要深入理解，读者要参考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佃农理论》与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没有作过这些研究，我不会在中国的地区调查中恍然而悟。

想当年，北京把权力下放，起笔时下头没有资产权利可言。毛主席当年废除私产做得彻底，就是工人的劳力也由国家支配。从资产权利的角度看，下头一片空白，把权利放下去，只要顺流而下，避过礁石，达到一个前所未闻而又满是生产活力的制度可以理解。这是人类历史的唯一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承包制开始取代昔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权利划分，农业取代得好，工商业有困难——都分析过了。大约八十年代中期，地区与中央协商承包出现，起初用固定的包「干」上缴，跟着发展为层层承包：中央与省，省与市，市与县。以固定银码上缴的承包有不少问题：协商常有吵闹，区区有别，过低中央或上头眼红，过高下头叫救命，要上头赈济。

承包上缴的方程式改变过不知多少次，后来改用分成，那就是佃农制度了。虽然继续修改，但到了朱镕基时期，地区之间的（佃农）分成方程式开始固定下来。权力下放后，中国今天的经济权力核心不是中央，不是省，不是市，也不是村，而是县。以土地划分，大致上没有土地就没有经济权力。中央上头统一税制，提供土地征用与建筑的大致规例——形式上与佃农合约相同。某些公共事项（例如过区的公路建设），由中央或省处理，而县的司政监管则是省与市的责任。

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是绝大部分的经济权力了。中央指定的土地使用规例是大概，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县作主。例如税率与分成率皆划一，不能变，但工业用地之价，由县决定，可以间接地调低到负值。佃农理论说，除非特殊情况，在竞争下单凭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大致上，土地用途也是由县选择的。

最重要的工业税收是增值税（按产出所值减除原料成本抽取），可以看作工人的收入税（月入一千六百之下工人本身是免税的）。抽增值的百分之十七，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归县所有，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增值税是工厂没有盈利或亏蚀也要抽，是佃农分成的原则，而有盈利才抽的称所得税，县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上缴。工业所得税不多，县不那样重视。（工业之外的其它生意抽营业税与所得税，县也与上头分成，这里不谈。）地点奇差的县，入不敷支，上头会考虑资助；如果县的主事人办事失当，上头更换时有所闻。有地而劳动力下足，地不值钱，所以县对工人客气招手，而县与县之间争取投资者的激烈，中国独有。一九九三年左右中央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业人口急速下降，工业打崩头。月是故乡明，十年后，严重的民工荒在南中国出现了。

这就是了。一个县是一家公司，拿着有划清界线的土地作为资本做生意。公司合约的结构，一方面与上头分成，另一方面与投资者分成，皆佃农制。税率划一，所以县的成败，可以用税收在总资产的比重衡量。有成就的县长或书记，不愁没有私营或民营机构招手。此外，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个重点是竞争的局限条件非常清楚。这一点，读者要参考我早年写下的佃农理论了。

不要忘记，在分析「大包干」时我指出，「税」与「租」的理念相同。竞争租值（税值）极大化是天才之笔，是秘密，因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北京怎会知道呢？是逼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发表《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大幅地修改了传统的成本与租值的概念。

（「中国未来」系列，之六）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28 标题: 张五常：人民币的历程（「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发表日期: 2006-5-11

人民币出现于解放前，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历史上，中国没有哪种纸币曾经存在那么久，虽然历尽沧桑，满是血泪。有谁会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进之邦会联手强逼人民币升值呢？这是炎黄子孙终于抬起头来的铁证。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不久我跟进人民币。外汇券与人民币并存的一国二币有研究价值。国民D时期的一国多币，是乱来，但外汇券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乱来的。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放改革，游客涌进，物品质量较佳的友谊商店为游客而设，国内的人不准到那里购物。问题是后者委托游客朋友代购。为了杜绝这种行为，该年四月北京推出外汇券。较高级的商店与酒店只准用外汇券，不准用人民币。这样，作为货币，外汇券也是通行证或入场券。只两年，此法证实行不通，因为国内的人可以在市场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券。

虽然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公价币值一样，但后者用途较广，也可以按公价兑换外币，过了不久，在灰色市场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大约高三分之一。这样，在市场购物，懂得讨价还价的人，拿出外汇券可获大折头。如下情况出现：两种公价相同的货币，购买同样物品，讨价还价后二币不同价，其实价格相同；另一方面，不懂得讨价还价的老外，以外汇券付人民币之价，中了计，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现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较佳物品半点作用也没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汇券，认为上述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帐。我数番向他们解释不一定，但牵涉到弹性系数分析，他们不明白。后来还是老外不傻，没有几个不懂得讨价还价，北京才知道外汇券是多此一举。

这里顺便一提，一国二币，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只要市场知道，可以讨价还价，劣币是不会把良币逐出市场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错得离谱，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与一九九二年三月两次为文解释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离岸中心」，让香港的银行大做人民币生意。但人民币有上升压力，是良币，港币钩着美元，是劣币，我立刻发表文章说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因为街上卖花生的会选收人民币！可能给我吓了一下，这「中心」到今天还搞不成。其实香港早应转用人民币，或改为与人民币挂钩。政治问题我不懂，但天生一个浅白脑子，经济解释信手拈来。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布取消外汇券，跟着八月说十一月起外汇券不再使用。我手痒，于该年九月发表了不应该发表的《外汇管制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说，因为这篇文章，他们推迟七年才取消外汇券。文章长，但论点简单，浅而妙。

我说有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共存，市场讨价还价后表面不同价其实是同价，再其实是非法行为，因为含意着的是一个黑市汇率。不明显，因为外汇券的存在是一重烟幕，把非法行为盖着了。取消外汇券，是拿开烟幕，非法会变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汇券后中国容许外币（如港币）在国内流通（当时容许），以公价汇率算外币购物之价低不少，摆明是非法，纠正要外币价格管制。如果取消外汇券后外币不准在国内流通，在与市场脱节的公价汇率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黑市会明目张胆，约束要加强外汇管制。这样，如果北京不走回头路——不加强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取消外汇券，拿开烟幕，外汇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币的灰市变为白市，北京取消外汇券，人民币进入了朱镕基时代，大略的发展我在《铁总理的故事》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进人民币的发展时，思想有大冲击。我是个不受成见约束的人，但传统的货币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师学艺的时候，我记不起有哪项经济问题我是那样反应迟钝的。

看官须知，传统的货币分析是环绕着一个古老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论基本上没有错，虽然分析可以变得非常复杂。这理论的弱点，是不管货币制度——制度如何与这理论的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专家同意，如果金或银有适当的供应量，金本位或银本位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金属本身是货币，也是货币之锚，物品的市价会因为金属之价稳定而稳定，以金属之价有变而变，币量理论容易处理，而以货币政策调控失业、不景等问题是谈不上的。问题是这种本位制守不住：金属供应不足，或外流过多，或其价暴升暴跌，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

脱离了本位制，大师佛利民认为，小国可用英国殖民传统的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为局部本位制，但大国则要走fiat money的路，这是欧美今天的制度了。在这制度下，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而是以调控币量或利率的办法来达到某些经济指针或目标，例如通胀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等。这是间接地以指针为锚，货币政策是指以调控币量、利率及其它法例来达到指针。非常困难，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处理得好。这是蒙代尔及一些货币专家跟佛利民之见有出入的关键原因。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有锚，只是一个大国的锚不易找，专家一般这样看。大家都赞成汇率浮动，但没有固定的锚而浮动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锚才浮动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对经济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们认为所有物价以自由浮动为上，货币也应如此，但他们忘记了货币的重点是协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币值要稳定，而这稳定最好有一个固定的锚。

脱离了本位制，大国的货币找不到一个固定的锚，是佛利民的观点。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他回应说原则上可行，但费用高，太麻烦。殊不知在朱镕基掌政下，人民币钩着美元为锚稳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汇储备，条件是央行不手痒，要集中于守锚来调控货币量。这是要放弃大部分以币量的变动来调控经济，或起码货币政策——例如以增加币量来减少失业——要在守锚之后有空间才考虑使用。这是说，单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或集中于稳定币值而守锚，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欧美的货币制度的困难，是指针过多，顾此失彼——这一点，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说过了。

回头说佛老当年认为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费用过高，太麻烦，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对的。以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为锚，贵客自理，可以在市场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动，只是稳守锚价。我把朱老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阐释为：用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钩着美元可以这样看，钩着一篮子物品也如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含意。币量理论是局部理论，范围不广，没有大用场。有一般性的货币理论一定要把货币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锚的选择——加进去，而币量理论只是其中一个注脚罢了。有一个上佳的货币之锚，下得好，守得稳，币量多少由市场需求取决（不是锚价由市场取决），是多是少币值也稳定。

回头说昔日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人民银行也如是，我骂过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它银行则商业化起来了。都做得对。今天中国的银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没有跟进，不理解。还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国营。监管银行借贷永远不易，职员出术的方法层出不穷，国营监管当然头痛头痛。另一方面，银行有坏帐，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31 标题: 张五常：回顾感慨，前看忧心（「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2006-05-18 | 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写中国未来，开头七篇却写了回顾！不是有计划的，只是写了第一篇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跟踪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记录下来。对经济历史有研究，知道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从学术的角度看，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说——跟着重复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经济题材比中国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写前言，他说中国的成功改革不仅是历史大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九七四年经济学天才嘉素（R. Kessel）对我说：判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行内没有谁比得上高斯。

写回顾，有无限的感慨。是那样重要的历史，只起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今天我们还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么少，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怎样处理呢？传媒的报道不尽不实，专业机构的报告不知所谓，而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读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误解了中国的情况。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个助手协助我调查研究，北京有几位搞经改的造访港大，跟他们讨教过一些日子，之后我要求某些资料，总会有人提供。这些加起来不等于我知得准确。是那么复杂的改革，今天回顾主要靠自己的经历，猜测在所难免。但我想，是对是错，客观地记录下来，对将来的学者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吧。

比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过不少实地调查。既为街头巷尾专家，这方面我眼观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见到的种种以简单的理论联系起来。话虽如此，我知道的还是不够，远为不够的。希望北京当局能好好地保存他们的档案，有朝一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是学术之幸。

有些朋友对中国永远不看好，但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将来的学者不会说违心话。要注意的，是这迅速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因为改革一帆风顺。正相反，这改革风风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还满是沙石，值得破口大骂的事情无数。可见学院里的经济发展学说，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问题。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对周其仁说：「批评中国这样不是那样不对，很容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北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是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几方面的，前文说过了。一减一加是浅逻辑，有大波折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期，像中国那样，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都试图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改革经济，但条件看来最差的中国，却跑出好几个马位。虽然我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货币与地区制度很精彩，独有的，但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经济效能的制度。为什么东欧没有相近的成绩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起笔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难我解释过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诺贝尔奖委员对我说，东欧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近于零——虽然近几年他们开始重视，但这门学问已经走上歪路，没有什么可教的。

还有一个显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应该不说，但为了将来学者的研究要提点一下。中国的共产党看来是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机构，从改革那方面看，这机构给我如下的印象：决定了大方向，他们拿得紧，但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们处理从宽。后者，要批评，可说朝令夕改；要赞赏，可说处事有弹性。别的不说，单是我认为今天稳定下来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区竞争制度，跟踪过这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地区的划分、权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质与分帐的方程式，不知更改过多少次。说不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搜集意见是不断的工作，天天做。说北京有权力斗争，但经济效果却看不出来。考虑，推出，不对，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国改革的细节过程。改来改去，到今天，我担心北京分不开重点与沙石，把重点作沙石处理，改坏了。在货币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论给我这样的感受。

说未来，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可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顾题可以知意。应用上，经济学与工程或自然科学等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工程师可以建造大厦，但一个经济学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会懂得怎样搞好经济。有实用性的经济学要对历史与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识，要理解局限条件的重点，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知道的基本经济原理。世事洞明皆学问，而有实用性的经济知识，可不是今天学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论，也不是什么回归分析。换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个经济学博士要从象牙塔跑出来，在真实世界不断打转起码二十年。我不怀疑一些从海外名校回归的经济专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议经济政策单靠名头与智商不足够，远为不够的。

北京当局能否维持他们已往的收取意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有关键性。摸着石头过河摸了那么久，过了那么远，继续下去最高明。我也担心贝加（G. S. Becker）对中国未来的负面观：走上福利经济的路。我不反对扶贫，更不反对扶助农民，问题是怎样扶才对。曾经发表过三篇题为《扶贫何价》的文章，细说了，会再说。这方面我特别担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来。这一点，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细节从宽，不对则改」的处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议温总理：任何扶贫政策都不妨考虑，但会养大压力团体而收不回来的，不要干。

最令人忧心是树大招风，带来国际压力。这是外交问题，我不懂。二 ○○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结尾写道：「愚见以为，不出两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此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北京终于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今天上升了大约三个百分点。

大方向是走对了，走得好。我这个人不蠢，不会跟成功争论。可惜余下来的沙石不仅多，而且难处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未来，今天的形势远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我一无所知的学问。下期开始写未来，是三分推断，七分建议吧。

（「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33 标题: 张五常：让我先覆高斯（「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让我先覆高斯
2006-05-25 |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35 标题: 张五常：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一）

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
2006-06-09

很抱歉，问题重要，要再打断「中国未来系列」的话题，在这里来一个长注脚。

去年十一月底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上，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其中提到，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经济制度中最好的。听者哗然。是衷心话：我这个人从来不卖帐，学术研究以详尽客观为座右铭，灵魂之价没有谁出得起，而对经济制度的理解，打遍天下数十年矣。

三年前我指出，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奇迹，要解释很不容易。苦思良久，一年前找到答案，但迟迟不动笔。不久前听到北京有改革地区之说，不知要改什么，恐怕他们不知道执到宝，改坏了，于是趁这「未来系列」写了出来。第一篇是系列之六──《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好评如潮，有震撼性，但分析不浅，好些读者看不明白，其中高斯读译文后，认为「极端有趣味」，要求再澄清。我于是在系列之九写《让我先覆高斯》，再作解释，明白的读者多了，频呼精彩。《覆高斯》一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我跟着指出，中国的税率是佃农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分成率不变（地区之间不同很麻烦），价值够高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至负值。于是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一位同学读后，问我马歇尔那个注脚究竟说什么。我翻阅自己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农理论》一书（花千树二○○○年再版），见到第四十五页讨论该马氏注脚，指给她看。她读后说天下间不容易有那样神奇的巧遇，上苍有意让中国发展起来，要求我为马氏的注脚写这篇文章。

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那立竿见影的《经济原理》（一八九○）的第八版（一九二○）的五百三十六页的第二个注脚，是大师手笔，可惜只对一半。他立下了心肠，不让分成率浮动，认为佃农分成无效率，不可取。该注脚分两段，首段说：

「如果一个地主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控资本的投入，而又能与农户协商劳力投入的多少，几何可以证明，资本投入的调整可以强迫农户（分成）耕耘的密度，与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租金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

分成率固定不变，马氏的说法可能对，但要一般地对上述的地主资本投入要有很大的变幅，甚至可能要下降至负值。跟着的第二段马氏写道：

「如果地主不能调整资本的多少，但还能控制劳力的投入，那么在某些形状的产出曲线下，耕耘的密度会高于英国的制度，但地主的分成收入会较英国的（固定租金）为少。这个怪效果有点科学趣味，但实际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马歇尔这两段注脚，我在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好之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才看到。早一年多，我在论文写道：「不管是地主规定佃农多点投资于土地而减低自己的分成率，还是地主本身增加土地投资而增加自己的分成率，如果会增加土地的净租值，这投资会发生。」（见《佃农理论》三十一页。）这是马氏注脚加上分成率可以变动的一般化，虽然读到该注脚之前就写了下来，但地主可以投资他比我早说，学术上我不能不把那从来没有人注意的注脚公诸于世，不敢独自领功也。

回头说促成中国地区激烈竞争的佃农合约的整国组合，税率是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分成。这些分成率要划一，不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果地区的分成率不同，吵闹在所难免！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些吵闹出现过。其二是分成率不同，投资者不仅吵闹，频频搬动会出现。分成率划一会减少这些吵闹，但我的佃农理论说，这划一会导致无效率，除非有一个重要的其它变量可以调整。这变量是地价，也即是马歇尔注脚所说的地主资本的投入了。

我为中国的激烈地区竞争找寻解释一年多，得不到答案，但知道北京把权力大幅下放后，主要的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一年前找到一个县长朋友问端详。其实是闲谈式，因为自己不知道要问什么。在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大弹性调整，可以是负值，而如果把土地基建投资的成本从地价减除，这负值往往相当大。一时间我想到马歇尔那个注脚，如中电击，答案跑了出来，在几分钟内推到整个国家的合约组合。催促我写这篇文章的同学说，可能因为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痛下心机，这样破案是条件反射。

答案其实是浅的。所有深问题的可取答案都浅。好答案必定有明显地对的一面。困难是浅答案不容易找。很多时，在经济难题上认为找到了答案，深的，要浅化，不成，于是对答案有怀疑。经验说，不能浅化的深答案，假以时日再想，一定错。所以一年前当我在中国地区竞争这个深问题上找到了浅答案，知道对，但认为如果自己没有作过佃农理论与公司合约本质的研究，可以想出来的机会近于零。

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英国的大师认为他们的长期固定租金制度的经济效率无敌天下。今天中国的地区分成合约期长五十年，不仅有固定租金的边际使用效率，加上弹性高，分成是有收入大家分，增值税是佃农分成，产值愈高地区分得愈多。这样看，土地使用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天天不同，再加上地区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整个国家由合约组合，地区之间左右不连，竞争就激烈起来了。论生产活力，这样的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两年多前，在《信报》发表长文《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建议北京延迟修宪，要先理解那极端重要的地区竞争，有了答案，权衡轻重，把要点写进宪法。今天我把国家合约组合的要点写了出来，连本文前后三篇，应该够清楚了。可以抽出重点写进宪法，但也可以不写进去。只要北京明白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过了，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迫出来的。如果不理解为什么地区之间会有那样的激烈竞争，北京可能胡里胡涂地把一个绝佳的制度改坏了。从来没有意图改变世界，但有了答案，解释得清楚，自己心安理得，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事。

天下没有那样伟大的天才，可以发明或设计得出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制度。是中国的运情吧。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的发现，只是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佃农理论可以推得那么远。宝刀未老，不禁仰天大笑。

上述的神奇制度是在朱镕基执掌经济时期形成的。说过了，将来的经济历史不会漠视这个人。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一）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0 12:37 编辑 ]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0 11:39 标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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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6 23:25 编辑 ]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3 14:21 标题: 张五常：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二）

2006-06-15 |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

我没有资料，但感觉上像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贪污中国是减少了。朋友还频频指出贪污盛行，还是问及八十年代我屡次大声疾呼的「印度之路」会否在中国出现。过了关，应该不会。今天不少人指出的「贪污」是另一种，其中最常见的很难说是不是贪污。后者有时称「好处」，有时称「私了」，国外也有，称「外快」，美国称 moonlighting。问题是这种外快出现在国营机构中，多而普及，招来非议。

首先要说的，是今天国内不少赚外快的行为，我们不容易反对：国营员工的薪酬那么低，不赚取外快难以餬口。好比音乐学院中协助伴奏的钢琴手，伴奏每小时七元，但外出私下教琴，每小时二百。下班后赚外快，明显地合理。问题是上班时的空余时间跑出去教一个小时，应该吗？美国的公立大学，教授在办公时间作外间顾问，校方明知有问题也容许，只是做得太多称daylighting。

今天国内的大学，教师薪酬不到二千，授课另计，加起来大约四千，有房屋补贴，生活不算是好过。有本领的不少搞其它项目，或替政府或私营机构作顾问工作，难以厚非。这种争取外快可能导致校方工作的「失职」，有问题，但说不上是贪污。医院也如是。国营医院内某些医生用某部分设备赚取外快，与院方分帐，类同，而愿意多出钱的病人得到较佳待遇，经济学者不会反对。问题是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穷人病重，进医院，院方见无钱者占了床位，不会落力抢救。这也不算是贪污，但非议无可避免。

其实性质相同，但转了行业，贪污之声不绝于耳。有如下一个真实故事。一家商店水管破裂，牵涉到政府部门，修理员一招即至，问商店要「公了」还是「私了」。「公了」要等几天，收费五千，「私了」收一千，立刻修理，但没有发票。你选哪一种？是贪污吗？还是赚取外快？我搞不清楚，读者或可教我。

进口填关税表，深不可测，也要懂得怎样避重就轻。你不懂不打紧，但要聪明地找懂得与海关打招呼的服务替你填表，收费。税务干部搞好了关系，出外开档，教商家或厂家报税，懂得门路，可以提供几个选择，收费。朋友说，不求教这些关系高人是傻瓜。说实话，类似的安排先进之邦也有，而说到明显的贪污，中国今天应该比不上数之不尽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是诸如此类的行为，或外快，或关系，或近于贪污，或真的贪污，今天的中国无疑伸展到各行各业牵涉到「公立」的。

整个问题起于国营私办，或部分私办。权利要界定清楚本来就困难。本身是国营，部分私营去也，要界定权利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出现了混淆，见死不救可能有点夸张，但可信，是意料中事，而这里那里被认为是贪污，不一定对，可以理解。

朋友，千万不要认为我建议北京要杜绝上述的「外快」行为。太多，太广泛，是今天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强行杜绝经济会倒下来。

这几年国内的朋友对公立医疗及公立教育批评得厉害。北京上头不可能不知道，但困难不容易解决。让我在这两个极端重要的行业说说吧。我知得不多——其实知很少——但既然认为掌握了要点，知道「公非公、私非私」是问题的重心，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

公立医院与学校不容易私有化，因为穷人多，某些服务需要政府补贴。然而，这两个行业的经费不足，加上政府鼓励自负盈亏，赚取外快无可厚非。如此一来，需要低收费的服务就被轻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券制或医券制无补于事。还有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经济权力主要落在县的手上，是高明的制度，但县是一家公司，近于一个商业机构，要县提供可观的医疗或教育，在商言商，不容易。据我的理解，县与村的中小学与医疗是地区自费办的，收费低，医疗通常要亏蚀，教育可打平。上头资助很少，质量不高。目前中央正在考虑大事增加资助，但有管理鞭长莫及的问题。市与省的大学，中央资助比较多，有盈余，但出现了上述的赚取外快的情况。

穷人多，需要协助，政府出得起钱，增加资助不容易反对。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私营或民营办学校或办医院会是那样困难获得批准。据说医院牌照略为容易，但不能是全面性的医院，私营学校则奇怪地困难。有私校，不多，一般赚钱，有些赚很多钱。为外宾而设的小诊所在大城市存在，也一般赚钱。

如果政府容许私营或民营自由办学或办医，竞争收费，市场会出现很多不同层面、不同质量与不同收费的服务。正如开饭店或食肆的牌照易取，不同层面的食肆无数，收费每客从数百到数元不等。这样搞教育及医疗，私立的会因为还有公立的竞争，收费与服务质量会受到公立的约束，而又因为公立的服务需求量给私立的分担了不少，公立的经费不变，职员不少转到私立去，公立的可以大幅改善服务质量。

我又认为在有众多私立的竞争下，公立的医院或学校应该让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慈善机构本身出多少皆有商量。若有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是重要的问题，骤耳听来复杂无比，但基本困难是清楚的，只要拿得准，对症下药，不难改进。让我重复要点吧。

（一）一个员工在公立机构走「私」赚外快，甚至利用职权与机构内的设施为之，不是中国的发明，而公立的正规工资落后于发展奇速的经济，赚取外快往往难以深究，何况好些时政府要求公立的自负盈亏，即是间接鼓励「外快」行为。问题是这些行为今天在中国成为大风气，不同行业给人的印象不同，有些看来近于贪污，有些其实是贪污了。

（二）清楚界定权利永远不易，而在公立下界定走「私」的范围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员工的操作一般重于私而轻于公，遵守着经济学的需求定律。这样一来，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而学校老师懒得争取真学问。

（三）公立走私目前成为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手起刀落地试行杜绝是愚蠢的。全部改为私营运作，收费十足，也不对，因为穷人多，要协助，要照顾。

（四）地区之间的竞争局限界定，非常好，撇开沙石千万不要动。问题是地区的结构组织是一种商业机构，懂得在商言商，要求他们免费或低收费提供医疗及教育，办得好是强人所难了。由中央资助，国家那么大，鞭子那么短，加上要多番转手过关，不容易办得好。

（五）不减少政府资助，或尽可能提升，不容易反对，但政府一定要大手放开私立医疗及私立教育，牌照没有约束，收费由市场决定。这样，各层各面的医疗及教育的私营运作会出现，分担了政府的负担。政府于是把经费集中于搞好还需要的公立服务。五十年代的香港，公立与私立的学校并驾齐驱，都办得好，比今天高明不知多少倍。切忌香港后来的经验：公立补贴提升至淘汰了所有私校。

（六）公立医疗及教育，最好交给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按双方议定的方程式，除了监管帐目与听取意见，其它的政府少管为妙。我知道很多人，不少有钱的，希望可以为中国做点事。北京要让他们表演一下。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二）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3 14:23 标题: 张五常：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三）

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
2006-6-22

这系列文章有三篇解释国内的地区竞争制度：《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让我先覆高斯》、《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读者反应佳，但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一个完全明白。高斯读了《第二阶段》的译文，认为重要，要求澄清。一位同学读了《覆高斯》，呼精彩，要我解释文内提到的马歇尔注脚。《注脚》一文施尽看家本领，以为浅白易懂，殊不知侯运辉给我电话，说搞不清、解不明马氏注脚的重要性。

侯夫子读经济出身，对分析的直觉感受了不起，他不懂，其它说懂的不大可信。中国的地区竞争是难得一见的重要经济现象，花了两年解通了，认为是浅的，但侯夫子说不懂。我想，整个解释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思维，认为浅外人不会那样看，还是从头细说一次好了。分点说，要加起来，读者一点也不要放过。

（一）说过好几次，古时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让农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郡主跟着提供公众服务，租称为税。今天的世界，有些税其实是租，有些不是。我的看法，算是租的税，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抽取的人一定要提供某些资源给交税者使用——尤其是土地的使用。其二是使用者有没有钱赚也要交「税」给业主。这样看，中国今天最重要的税项——增值税——其实是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地区制度是古税制现代化，历史没有出现过。

国家是土地的业主，在用家竞争下，增值税的总收入愈高对经济整体愈有利。这只不过是说如果中国的所有土地是我的，要争取土地租值的极大化，我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

今天反对政府加税或要求减税的言论，皆一知半解。反对增加的应该是那些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遗产税，盈利税，侯夫子的个人收入税，等等，皆非租也，抽得多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经济学者高举人头税，也胡涂，因为人头税怎样看也不是租。侯夫子与一块地的一个分别，是没有业主可以支配怎样使用他，抽他税多不知他会躲到哪里去。人头税的困难是找不到头，类同。

（二）说过无数次，私有产权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但要有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一九八五年我建议中国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前者为国有，可保社会主义的形象，后者为私有，可推行以私产为必须局限的市场运作。这与邓主任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不是我的发明。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买地只是以合约购买长期使用权。今天在中国买地也是以合约购买使用权，期长一般五十年，与香港的差不多。绝对不用担心到期政府会乱补地价，因为如果续约价过高，杀一儆百，整个经济会塌下来。中国今天买地是买使用年期，使用有产出要再交增值税，后者其实是租。地价与税（租）有密切关连，增这边要减那边。下文可见，大致上，中国的处理实在好，是神来之笔。

（三）七十年代末期兴起的承包责任制，协助后来两权分离的出现。承包的上缴虽然是租，其实也是税。八十年代，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等的层层承包出现。开头用固定金额上缴，很头痛。不同经济情况的地区不可能上缴相同，常有吵闹，而更重要是前程难料，固定金额吵之不尽也。这是后来转用以税率分成（即佃农分成）的原因。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合约的出现，但因为风险无从量度，后来转用讯息费用高，前途难料，不容易预定固定租金，来解释分成。这与中国的承包转用分成制是一致的。承包是把权力下放，今天下放了很多。毛泽东帮了一个大忙：他把下面的土地产权铲除得一干二净，权力放下去没有多大阻力，地区制度于是由经济压力逼出来。

（四）早就察觉到中国的地区竞争激烈得离奇。不是说他国没有地区竞争，而是激烈性差太远，不可与中国相提并论。两年前我找到解释的第一个要点，那是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没有土地不会有多少经济权力，而决定土地怎样使用是县的决策。某些城市还有些要发展的土地，但大致上，土地的使用权归县所有。有二千多个县，竞争的主角是县与县之间。

（五）重要的增值税，是租，从承包演变出来，没有其它看法。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我当时的困难是所有地区的税率划一。明白为什么要划一：不这样不同地区会吵起来，而投资者会搬来搬去。问题是佃农理论说，分成率划一肯定无效率，可以导致大浪费。这样，中国的经济怎会那样急升呢？

（六）佃农理论有一个明显含意，那是如果佃农分成率不变，在某范围内地主或农户的投资增减可以达到与固定租金有同样高的经济效率。这就带来马歇尔的注脚。在我之前，他不让佃农分成率变动，但说如果地主投资，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会与固定租金相等。不是全对，要看固定的佃农分成率在哪个位置，也要看地主投资的变动幅度，可能要变到负值。

（七）一年前与某县长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从高处下降到负值。这就让我想到马歇尔，想到地主投资，也想到如果地价可以有那么大的变幅，佃农分成率不变，或税率划一，单靠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一时间豁然开朗，所有疑团都解决了。

（八）说增值税是租没有错，说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没有错，说地主或政府争取总租值的极大化对经济有利也没有错。后者，政府不能为了增加租值的总收入而垄断土地的使用，推出有垄断性的分成率，也不要大事左右土地的转换用途。这方面，有二千多个县互相竞争，虽然还有少许沙石，但算是及格有余了。

（九）下期写《中国的土地使用》会作补充，这里只用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示范。今天算，农地转作工业用地，补偿农户加上基建（六通一平），每亩成本大约人民币九万。昆山的地价大约每亩十五万，苏州二十万，但有些地区要免费赠送（即一亩送九万），有些免费还不够，要以几年的税收与投资者分帐。

北京上头提供大概的土地使用规例，但用作什么，怎样变，是县话事。地价不论，县的收入主要靠增值税：抵扣原料成本后的产值，抽增值百分之十七，是佃农分成。县再与上头分成，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大约地计算过，九万一亩成本，免费送地出去招徕，投资者设厂按目前规定的最低零点八容积率，县的税收分成的回报年率大约百分之十二。不高，但免费送地也有可为，而分成率不变，搞起经济将来的税收与县的分成会增加。

是佃农合约的本质：作为「地主」，县非常重视投资额的多少，是哪种工业，是不是立刻动工建厂房，等等。他们争取的是增值税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收入，其实是地租的一部分，而总租值的极大化要靠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高。

上述可见，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抢客」：招商失灵惨过败家。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加上因为分成租值基本上天天不同，弹性高，于是打将起来了。县的主事者工资低，但分成收入可观有奖金。更重要是土地的划分清楚，一个县的成败得失或效率高下不难衡量，主事者看为自己的企业，搞得好有满足感，而本领高的或可升职，或可转到私营或民营的机构去。

单从最重要的增值税看，中国的税率不高（年产一百八十万之下的小工厂，抽总产值百分之六，没有抵扣，但也称增值税），而又因为收的其实是租，税制一流。头痛是算不上是租的盈利税（称所得税，抽百分之三十三）及个人所得税（累进到百分之四十五）。后二者，瞒税的行为严重，引起很多问题，是灾区，需要大手改革。

从可以抵扣原料成本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看，县收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工业用地每亩成本九万，县的底线大约是：投资者每亩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建零点八容积率），县可以把土地免费赠送，再每亩补贴五万——这样，前景不论，县的底线回报率大约与市场利率相等。也是这样算，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推到差不多所有交通方便的农村去。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三）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6 22:23 标题: （2006.04.27）铁总理的故事（「中国未来」系列之五）

（2006.04.27）铁总理的故事
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对我有沉重的打击。我反对武力镇压，同情民运青年，但不同意他们的好些观点，认为他们还要多读书。另一方面，我对邓小平的高评价，从跟进中国改革的第一天起没有改变过。

于今回顾，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作正面看。有三方面。其一是该事件逼使经济加速放宽，尤其是小平一九九二的春天南下之后，价格管制大致上烟消云散，而长江三角洲的急速发展是九二年底开始的。其二是我担心的走上印度之路，天安门之后有转机。我曾经说过，避去印度之路中国要来一次大震撼，想不到要用上青年的血。其三，可能为了避免事件重演，北京大手把权力下放，促成了今天地区之间的激烈产出竞争。

天安门事发，我给八十八岁的母亲换了一部新电视。她看着，哭了，在街上跌倒，重伤。从那时到她谢世的三年多，顾着母亲我减少了跟踪中国的发展。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那是进入了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了。

写《权力》一文，起于北京公布通胀加剧，《南华早报》电话访问，我说外地专家的解释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提出自己的观点，简略的。只几句，外国的传媒纷纷找我，懒得逐个回应，就写了该文——虽然以中文下笔，发表后传统的通胀解释不再见于中国的话题上。

传统的通胀解释是货币增长率过高，我说这方面中国是专家，经验老到，不用你教。我指出中国的困难：银行是出粮机构，借贷由高干权力话事，北京要约束货币增长，一方面要改革银行制度，另一方面要手起刀落，斩掉权力借贷的需求。这是说，要求央行（人民银行）约束货币增长没有用，因为权力所在，他们没有办法。
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到海南岛参加研讨会议，刚好是人民币最不值钱的那一天：灰市一百五十兑一百港元。同时听到，朱镕基将于七月一日接管央行。一个月后朱老提出的改革银行的言论，与我在《权力》一文提出的大致相同，但跟着又彷佛改变了主意，我搞不清楚。

同年九月我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遇到两位搞经改的老朋友，他们对朱镕基有保留，认为他主张计划经济。这方面我的看法往往给外人误解：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制度多年，我不反对计划经济，而是反对计划经济伸展到市场成本较低的事项去。高斯与我的看法一样，佛利民也差不多，只是政府频频「过界」，批评得多就使人以为是反对计划经济。当年听朱老的言论，认为他过界，批评过他，但后来看他做出来的，却认为过界的地方奇怪地少。

不认识朱老。大约一九九一年他访港时朋友安排了会面，但后来因他事忙取消。这里多说几句朱老是为了一件事：我认为将来的经济历史会重视这个人。这是因为在他掌管央行与经济的十年间，在中国形成的货币制度与地区制度史无前例，撇开沙石是我探讨过最可取的。不一定是朱老的发明，也不一定出自他的策划，只是这两个重要的制度，出现在他掌管的时期。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命运如何，能否保持与改进这两个制度是重点。今天看，货币制度是改坏了，还未定案。地区制度最近有大修的建议，还没有机会跟进。

记得是一九九四年，朱镕基推出「宏观调控」。这一词今天国内的发展商闻声丧胆，当年来势汹汹。干部不准打哥尔夫球，晚宴点菜限碟数——害得景德镇忙于造大碟。正要为文大骂，却意识到这些约束是杜绝权力借贷的伸延。用不用「调控」得那样全面可以商榷，但直接约束借贷对压制通胀有奇效是毋庸置疑的。只三年，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至零，跟着通缩。两年前，北京认为经济「过热」，推出远没有那样严厉但类同的宏观调控。不对，因为权力借贷再不是重点，压制「过热」的方法是加息。

朱老的宏观调控，带来三个我事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一是人民币钩住美元为锚，供应量起初按外资引进发行，跟着发展成为我曾经多次分析的了不起的中国货币制度。

其二是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我的阐释是起于中国的宏观调控。该年中国的通胀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亚洲小国当时一般或宽或紧地钩着美元，而他们的国际产出竞争者主要是中国，物价跟着中国走。人民币一下子没有通胀，灰市币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小国的币值就变得远为偏高了。

举个例。中国是铁达尼大邮船，钩着美国那艘航空母舰，钩得紧。航行中铁达尼突然停下来，钩着母舰的小艇纷纷脱钩，不知飘到哪里去。就是那么简单的故事，当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解释令人尴尬，我恐怕加重混乱，不便写出来。

其三更有趣。朱镕基迅速地把高通胀改为通缩，事前不容易相信，在国内投资房地产的没有一个不损手。港资（及外资）到国内下注的损失甚巨。涌进国内投资房地产是赌朱老不能约束通胀，愿赌服输，无话可说。此输也，是把财富大量转移到国内去，让国内的人有点本钱搞起自己的。

说有趣，不是指香港及外人输钱，而是那些守得住而又继续守下去的，这几年都赚回来，不少有盈余也。这样看，当年在国内房地产输得叫救命的港资及外资，只要守得住，其实是有息贷款给国内的人。当然，说有趣要假设没有心脏病发。

我曾经说过，考虑到同期中国的产品与服务质量大幅上升，而这升幅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中国的实质通缩其实很严重。统计说国民收入增长率保八，显示着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有问题。这实质通缩应该起于一九九七，跟着严重，大略估计，开始平定下来是二○○○ 年。就是后者那年起，我多方查询，中国农民的生活有急升的迹象，而这急升，政府统计数字奇怪地看不出来。不明显，南中国的民工荒也是该年开始的，三年后变得明显而严重。

这几年，中国农民愈来愈苦的报道不可能对。今天，个别地区——尤其是山区——农民还是苦，而温家宝要大事改善农民整体的生活，我们要支持，问题是要怎样改才对。

（「中国未来」系列之五）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6-29 19:12 标题: 张五常: 中国的土地使用（「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四）

2006-6-29

土地政策是重要话题，虽然原则简单，但施行复杂无比，一个政府办得强可及格绝非易事。

举个例，以自由经济名动天下的香港，二战后有数十年的租金管制，有政府提供的廉租屋、居屋，而六十年代的建筑法例及其更改，蠢得见笑天下。是的，整个六十年代香港的财政司是大名鼎鼎的郭伯伟，此公奉自由市场为至上。但在他话事期间，香港的土地使用政策拿个零分（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五○七至五四四页）！

香港当年的租管与廉租政策，是恐怕地价不低；与此同时，政府约束土地供应，是恐怕地价不高，左手与右手打起来。今天的中国，政府出售土地着重使用得宜。有劣着，但除了国家员工，政府不提供居所，而租管更是不闻不问了。

土地使用的经济原则是简单的，有两个相关的定理。其一是国家的总地值，或总租值，要尽可能达到最高点。这里要小心了。如果政府控制土地使用的供应，或垄断，不启用某部分土地，或不鼓励土地使用的全面竞争，那么在某些弹性系数的情况下，较高的总地值或总租值可能导致大浪费。争取最高总地值，可取的，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而竞争本身会约束地价。

这里还有一个少人注意的话题。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竞争下地价的总值一定上升。这只不过是说生产力的上升会反映在地价上。政府强行压制地价或楼价，会逼使生产力的上升转到其它资产那边去，不是明智之举。另一方面，炒地产可以像炒股票一样，有时莫名其妙地升得脱离现实，跟着无端端地跌得焦头烂额——这样的实例出现过。牛群直觉的盲冲乱闯不限于昔日荷兰炒郁金香，或……期间炒君子兰。要杜绝这种行为不容易，有时政府愈管愈炒得厉害。经验说，可以减少乱炒一通的机会是鼓励全面竞争，但没有绝对的保障。

第二个相关的定理，是相同的土地（所有情况类同），不同的使用要有相同的地价或租值，才能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均衡点。这是边际产出定律与市场竞争的含意。原则上，或表面地看，第一个定理（争取最高总地值或总租值）与这第二个定理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世界不简单，上述的两个定理可以顾此失彼，引起各种政策处理的困难。先从如下的假设考虑吧。

让我假设中国的所有土地都是私人财产，或有明确的私人使用界定。再让我假设市场竞争存在，每个土地的拥有者要怎样用，或收哪个价，政府一概不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运作会导致相同土地的不同使用达到同价或同租的情况——上述的第二个定理会容易地过关。问题是单靠市场，政府一概不管，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地同价的土地使用可以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公路不便，绿化奇差，到最后虽然同地同价，但总地值可能溃不成军，乏善可陈，远不及有政府策划之下的同地不同价可以赢的总地值为高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明智是选总地值较高，但要启用所有土地，鼓励全面竞争。

我信奉市场，但绝对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研究了公司理论那么多年，知道市场之所不能，于是不反对政府策划。事实上，先入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因为当年政府策划不足，市场有点乱来，在九十年代的八年间给政府策划远为全面的长江三角洲比下去：后者的环境远为可观，而土地所值也较为优胜了。那些凡事皆靠市场的言论，是宗教，不是科学，漠视了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

究竟中国今天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打上哪个分数，不易判断。批评当然容易，但我认为基本上很不错。他们启用所有可用的土地，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全面而激烈，政府对公路与水电等设施建设得快，一律收费，只是不容易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缺电这几年来得严重了。这些大致上做得对。重要是土地转用途的问题，尤其是农地转作工业用地。

今天，一个县收取农地转为工业用途，省上头规定每亩要补偿农民二至四万人民币，地区不同有别也。近市区一亩农地每年的租值大约四百五十，假设农产品物价不变，以六厘年息算，该亩农地的市值大约七千五百。补偿三万是四倍，不低了，只是农民与一般人无异，补偿再多也可能嫌不够，再加上县政府往往周转不灵，要分期付款，可能吵起来。据我的理解，吵闹的传媒报道过于夸张，县政府收取农地大致上是顺利的。

问题是转作工业用地，六通一平的基建费用大约六万一亩，如果不抽工业产出的增值税，中国大部分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是不划算的。增值税救一救，而我大略地计算过，以目前规定的最低建筑容积率算，只要招商成功，一个县可以免费送六通一平的地出去还有大约每年百分之十二的回报率（不算土地投资与税收往往相隔好几年）。这样看，只要交通方便，大部分的中国农地可以转作工业用途，只是转得太多供过于求，工业用地不值钱。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长三角与珠三角是优胜工业区，工业地价一般高于每亩大约九万（收地与基建）的成本，加上有增值税可收，于是，只看这两大区，政府应该大幅地让农地转为工业用地。事实上，长三角与珠三角是两个很大的地方，水源充足，水灾少见，加上近于海旁，说不定可以容纳得起地球上的所有工厂。问题是如果北京这样处理，中国的其它地区就不容易发展起来了。我因此认为北京约束这两区的农地转用途，长远一点看，是应该的，虽然目前的约束是否适当不容易判断。这是说，看局部，长三角与珠三角应该放弃农业，但看中国整体，博不过。

还有两个有关的话题要顺便一提。其一是今天县政府卖地招商很懂得拋砖引玉。他们频频考虑一个外来投资者带来的项目，对县的整体有什么界外效应。这里亏可能那里赚回来的意识很明显。不容易猜得对，但因为界外效应的考虑，同地不同价，原则上可以其实是同价。这种拋砖引玉的意识二十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是很大的改进，而有关的干部到处跑，观察学艺，今天成为一种风气了。

其二是北京当局还不能完全摆脱农产品自供自给的意识。改进了很多，谷类大量进口有些日子了。可惜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全部开放让民营或私营农产品进口，而补贴某些农作物，怎样看也不智。

篇幅所限，只能略谈住宅楼宇。我认为最近北京大事压制楼价是不对的。有几个理由。一、今天上海的楼价不到三藩市的一半，香港的四分之一，而长三角的一般楼价比美国加州的低很多。另一方面，一些国内城市的地产商喜欢造价兼造势，高价成交的不一定是真价。二、中国楼价上升的速度不是快得令人担心（这几年不够美国升得快）。压制楼价会压制楼宇的供应，弄巧反拙。三、不容许建造花园洋房或规限百分之七十的公寓在九十平方公尺之下，不对。消费者愿意而又出得起钱，不要管他们要买什么的。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加速住宅楼宇的土地供应。可以考虑提升容积率，也要考虑加速改善交通设施，让大都市的居民扩散开去。

话得说回来，我衷心欣赏北京怎样也不推出楼宇价格管制，怎样也不推出租金管制。虽然压制楼市的怪招层出，但他们就是不直接管租，不直接管价。是非常难得的「不管」。回顾历史，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有这样的能耐。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四）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7-8 17:10 标题: 张五常：学问发展的困境（「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五）

2006-07-06

几个月前，某外国刊物说中国去年有六万多次动乱。奇怪，自己一次也没有遇上，于是问了几位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朋友，没有一个于去年见到动乱。后来想通了。上海某区，政府要收回数十间旧房子，再来一个类似「新天地」的发展，补偿旧居民相当可观，但有小撮居民不让，吵了起来，吵了四年，无数次，有几次吵得要封闭马路。这些可以作为动乱看，而我不怀疑类似的吵闹在国内相当多，说一年不止六万次可以相信。

无可置疑，中国人喜欢吵，好事之徒甚众，加上到处人多，两分钟数十人集会，凑热闹，甚至磨拳擦掌。有一次，我打开车门，一个驾单车的人撞在车门上，司机叫我立刻离开，让他处理，因为必吵起来。果然，我离开后吵了个多小时，围观者众。一个朋友在公路上见到一个被汽车撞倒于地的人，还没有死，叫司机停车抢救。司机不停，所有其它汽车也不停，见死不救也。朋友问司机为何如此忍心，回应是谁协助谁就会惹祸上身，受伤的人可能说协助者撞倒他。很不幸，这是今天的中国。

网上文化同样可怕。不少朋友认为，今天凡骂国家必受支持，不需要有什么理由或实据，乱骂一通也有机会成为英雄的。倒过来，凡是赞赏国家的，多遭谩骂。同学说，网上对我作人身攻击的，有些显然是有组织的安排。无所谓，但我们不能否认，网上诽谤或恶意中伤，法律不容易处理。这是对讯息传达大有帮助的互联网的一个弱点吧。不管怎样说，「愤青」一词可不是空穴来风，而动不动乱骂一通不是好文化。

胡锦涛说中国要有一个和谐社会，可能体会到上述的情况吧。和谐有代价，在思维的发展上某些和谐不可取，而中国今天的文化发展要怎样处理是头痛话题。既特别又复杂，应该没有专家懂得怎样处理吧。

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与西方相比是对的。我自己生长于基督教家庭，认同宗教对人生的重要，但反对某些宗教的存在——例如相信穿上胶鞋自杀会上火星。我自己百无禁忌，口不择言，但反对胡说八道的言论自由。我认为目前国内对宗教与言论的约束做得太过分。他们禁止家里举行宗教集会，反对煽动言论，不容许某些旧事重提，约束大爆贪污，压制政治辩论……

西方人看来，这些是独裁专政的效果。我不那样看。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北京上头我没有多少认识，但从自己需要知道的地方政府运作的调查，我没有见过一个国家比今天的中国更公开。那种有问必答，言无不尽，要求什么文件都可以提供的意识，调查中国体制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评贪污，论税制，骂法庭——私下间相熟的朋友什么都说，但公开发表不容易。说得上是中国通的知道大概情况。北京当然知得更清楚，而国务院推出的咨询文件，一般针对时弊，想办法改进。

我对中国的私下间非常公开，但公开发表则禁止这个怪现象的唯一解释，是北京当局一方面要咨询民意，另一方面要防止动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要约束宗教与言论。同意吗？很难说。好比贪污，北京知道，反对，处理，下降得快，不让公开爆料我没有异议。但在家中找些朋友来开祈祷会，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串谋造反吗？让教会负责算了。别的我不懂，但知道基督教的教会可以做得好。

困难是应该个别处理的问题，北京来个一般化。这就带来我有专业特权干预的话题：学问的发展。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七年，写过分析文字无数，骂骂赞赞言出由衷，而今天是赞的多，骂的少。问题是一个国家，无论经济搞得怎样了不起，学问搞不起来就呜呼哀哉。

这些日子我老是想着英国的伟大学问传统，相比起来今天的中国太不成话。我又想到历史的一般经验：凡是经济兴起的地方，文化的发展一定并驾齐驱。艺术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有看头——不是很了不起，但有看头。学问呢？也是文化，看头怎样也谈不上。不要忘记，中国是曾经出现过像苏东坡那种人的国家，而高斯、艾智仁和我这三个读书识字的老头子，早就认为炎黄子孙的先天智慧不下于人，搞学问有得搞。人口那么多，今天大家都有饭吃了，为什么以比例算，与昔日的英国相比，国内的学问高人用显微镜也找不出来？

我因此不能不归咎中国在学问上的溃不成军，起于**的后遗症，跟着是北京对言论与思想的不断左右。可不是吗？弹钢琴，中国的青年把鬼子佬吓得要命。不久的将来小提琴也差不多。舞台剧的发展可取，而西方的拍卖行正在大炒中国的油画——虽然我看不懂中国发明的「表现派」。艺术发展得不错，因为没有受到言论与思想的约束。学问是另一回事了。

几年前我大赞国内的求学气氛。学子无疑是热情的，而今天看，本科的气氛还可观，但研究院就很有问题了。博士名头乱发，而一个博士导师往往要带数十个博士生，发神经。说过了，大学的制度是公非公、私非私。别的我可能不懂，但国内的经济学术刊物，方程式多于文字是一回事，内容不知所谓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私办学校受到不容易理解的管制，有钱人忙于搞房地产。两位世界级的生物教授，说在中国搞生物研究应该大有前途，只是找不到需要的资助。奇怪没有富人愿意作这种有机会赚大钱的投资。出版行业受到种种约束，什么书城的大得离奇，但一般读物的质量奇差。这方面我自己有瓜田李下之嫌，因为如果容许私营搞出版，我会搞，为中国的青年做点事。不是夸大之辞，古今中外的学问我可以到处摆擂台，可惜日暮黄昏，没有机会大手地指导一下后辈，继续爬格子算了。

我明白为什么胡锦涛要有一个和谐社会。没有理由反对，问题是怎样办才对。学问的发展，思想上要有冲击，而冲击算是不和谐了。另一方面，一个学问高人云集的国家，动乱极少发生。这是英国的经验，社会是和谐的。问题是怎样从「这里」发展到「那里」去。我没有答案，只是肯定目前北京对言论的处理，要到「那里」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也深信，长远看，大幅提升人民的学问水平是社会和谐的重心所在。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五）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7-15 11:50 标题: 张五常：中国制度再阐释——覆萧满章（「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六）

2006-07-14
此前在这里发表过四篇关于中国的地区制度的文章，主要是解释为什么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其它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激烈竞争起于九十年代——我称之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济持续急速上升那么久的主要原因。不要忘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几年通缩，而考虑到同期的产品质量急升，大部分没有算进物价，这通缩其实很严重。任何宏观经济理论都说这样的通缩，经济增长会大幅缓慢下来，甚至倒退。但没有，当时的增长率还可保八，而把质量提升算进去，增长年率应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奇上加奇。我的解释，是地区竞争制度发挥功能。

读者对上述四篇文章反应好，但不少说不完全明白。萧满章也说只懂八成。萧老弟的经济学不简单。他差不多凡书必读，理解力强，跟侯夫子一样，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他不完全明白，我要再分析一次了。转换一下角度吧。分析其实是浅的，但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方面的理念与论点，其中不少前人没有说过。可以这样说吧：要不是有关的几方面自己刚好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会找到答案。

还是分点说，这次出发点不同。

（一）萧老弟与佛山李俊慧一致认为，高斯赞同我提出的农民竞争例子是他们开始明白中国制度的重点。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后来获诺奖的朋友提出，公海渔业如果私产化，只能有一个业主，所以渔业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价。我当时立刻反驳，说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使用，农民互相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是竞争市场之价，不是垄断价。高斯当时在旁，说我对，之后再说我对好几次。我当然对，但不是浅的对，否则高斯不会想了许久还旧「对」重提。对得深，因为有不少陷阱，读者要细心考虑，细心消化了。

（二）与上述的农民竞争性质有别，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主要是招商抢客。外来的投资者他们待以上宾之礼，提供种种方便，在经费的局限下推出文化、娱乐、培训等服务，重视六通一平等基建，而又因为工人不足搞不起工业，土地不值钱，他们对外来的工人是友善的。协助厂家招工他们做得起劲。这些是地区激烈竞争的手法，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竞争出现了。

（三）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国家的所有土地。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其实是租出去，通过省、市、县等，早期称层层承包。时间我拿不准，但重要的地区竞争发展应该起自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之后，其中一个重点是土地的使用权落在县的手上。

（四）县与县之间的土地划分得清楚，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等于没有经济权力。中央把经济权力下放得多，下放得快。今天，除了外交、军备、货币、县之外的公共设施等，其它经济权力基本是在县之手（外间批评中国不民主的言论，一般显示不识中国的制度）。中央与省上头提供土地使用的规限，有弹性，县对土地使用的决策有很大的周转空间。

（五）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有二千多个县，等于一个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二千多个农户（不要忘记竞争性质有别），地区竞争是县与县之间，打生打死县是主角。

（六）虽然中国的增值税（指value added，不是capital gain）起自一九八四，修改算法是一九九四，我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变为今天的明确是地租。今天的工业增值税是地租。一个厂家到一个县买地，付一个价买土地的使用权五十年，可以看为一个固定租金。除此之外，工厂产出要付增值税，可以看为土地使用的「佃农」分成，有没有钱赚也要交出。一个固定租金（买地五十年）与一个分成租金（佃农制度也）是世界所有大商场采用的合约形式，中国的安排不谋而合。因为增值税是租，只要竞争广泛存在，收得愈多代表着土地使用愈有效率。这与大商场使用的看法是没有分别的。

（七）工业增值税抽百分之十七是全国划一的（解释过为什么要划一）。县留成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其余上缴。这等于县收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于是，一个县下面与厂家分成，上头与市、省、中央等分成。实际上，县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上缴，不管上头怎样分。上分成下分成，一律是佃农制。

（八）在竞争下，佃农分成可以达到最高边际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是我当年推翻前人之见的一个要点。问题是分成率（税率）需要变动，因为县与县之间的情况不同。增值税（分成率）划一不变使我头痛了一年。后来恍然而悟，因为知道不同地区的工业地价可以从数十万一亩下降至负值。一个县投资九万一亩（收地加基建）有权免费送出去，再不够可与厂家分增值税。县不傻，可以从税收分成赚回来。这就是马歇尔注脚的再阐释与补充：如果地价或地主投资可以有足够的变动幅度，分成率可以不变而土地使用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

（九）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买地合约是一张合资合约。因为是佃农制，与我四十年前研究过的佃农合约一样，作为「地主」县重视投资者落本多少，用途是什么，何时动工等。批评县「干预」市场的言论是胡说八道。

（十）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吉地，六通一平的工业用地，差不多所有其它地区在地价上都要亏蚀。另一方面，只要交通好，蚀地价，穷乡僻壤大部分可以从增值税的分成再分成赚回来。如果北京完全不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从地价看，所有工业会集中于这两区，其它地区工业莫问。长远看，要鼓励整体发展，北京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为工业用，难以厚非。

（十一）月是故乡明，民工荒这几年——尤其是珠三角——来得严重了。交通公路的迅速建造，加上地价的差距，是我推断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转到农村去的理由。这种大势推断我从来不错。

（十二）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县的生存要靠招商有法，分成是愈搏命愈分得多；县的成就是企业成就，做得好有奖金；升官不论，企业工作有成不愁市场不招手。这些加起来是竞争激烈的原因。

（十三）土地转用途转得八八九九时，工业招商到了一个均衡点，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招商会平静下来。那大约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后的事。到那时，竞争招商会转弱，但制度的本身是竞争性的，增值税制不变，竞争的重点会转向产品增值那边去。这样的竞争路向是提升科技水平。不是说今天中国的产品没有科技，而是科技的急速提升，会因为地区竞争产值提升而变得明显。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大约十年后开始吧。

说过了，这类大势推断，因为掌握了局限的转变，我从来不错。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六）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7-20 11:57 标题: 张五常：中国今后二十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七）

2006-07-20

日夕思想三个多月，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发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打算来一个对中国看法的总结，推断一下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行内反对的朋友无数。今天回顾，白纸黑字，我是把中国之后的历史预先写了出来。

问题是当三个多月前坐下来要再作一次推断，我发觉今天中国的局限及其转变比昔日的远为复杂。经济推断，掌握不到局限转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系列开了头，夸了口，怎么办？于是先写几期回顾，希望这「回顾」思维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来。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为本科生我问经济历史大师Warren C. Scoville：「历史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管呢？」大师回应：「不知过去，我们无从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说得对，这系列写了几期回顾，我对中国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较肯定了，虽然远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样肯定，那样清晰，那样简单。

中国会否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是国际大话题。会或不会，一般的推断是看风水，跟着他们下注不如赌世界杯。直觉说再高速增长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年率大约百分之九，而没有全部算进去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还在上升（虽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么快）。说目前的增长率，以实质算，达百分之十强应该可靠。以「十」为持续的增长率，复息算，十五年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吗？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里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调整物价，实质算，应该达一万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续二十年今天的增长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约今天美国物价的七万二千美元，或大约今天中国物价的二十四万人民币。应该不可能。

无可避免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要持续目前的增长率，今后的主要动力一定要来自内陆，后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么矿藏大发现会帮助。这些看来是北京的意识，而我提出的工业第三阶段的发展——月是故乡明，工业的势头会转到农村去——跟这意识是没有冲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报导。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还是很穷的，但改善得快。

这就是了。今天看未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北京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怎样推动才对。大致上我是乐观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这系列写过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区竞争制度。如果这个妙绝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过了五千年的农民带到阳光下，其它多说无益。我为自己能在这把年纪解通了这地区制度的密码，感到骄傲，因为可以协助国内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修，哪里不能动。政府上层还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县之外的公共设施，鼓励私营办学及医疗，更要鼓励私营的慈善工作。

第二项对农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得离奇，有着数！在农村发展工业，中国不需要靠外贸，不需看什么鬼佬议员的面色。当然，外贸畅通无阻，更好，但农村的工业主要供应国内，本土市场够大，史密斯当年的专业产出定理有助焉。

中国要再来高速二十年，农民见到阳光是必需的条件，但不足够——英语所谓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认为在农业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错的机会不大：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农民会继续转到工业去，而农产品之价会按步上升。不难推断，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向企业化的发展。都可取。困难是「必需」之外的「足够」条件了。

国际政治或什么战争、恐怖活动等我不懂，这里不谈。北京上头的政制没有跟进，也不谈。地区的政制，尤其是县及以下的，我调查过，知大略，认为基本上是企业制，可以小修，无须大改。说中国的地区行企业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约结构外，有两个观察支持。一是他们的投票选举着重于办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动，甚至不准拉票。买卖官职的行为有所闻，是事实，但一般知情的说，这些年减少了很多，不时尚了。

上头严禁有效，但买卖官职的行为大幅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带来另一种麻烦。官职的工资实在低：一个县长有住所，也有应酬饭吃，但工资只每月二千人民币，虽然地区优胜的有奖金，但不多。这就带来人材流失的倾向与一个「五十六岁的假说」。后者是指干部五十九岁退休，到了五十六岁，积蓄不够，多多少少会考虑怎样赚些「好处」，或贪污起来。另一方面，我左打听右打听，虽然赚取外快的行为不少，但「正规」的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几位知情的朋友畅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地区的激烈竞争是贪污下降的一个原因。他们也指出，能干而又做得不错的干部占大多数，有些贪污的也做得好。

地区政制上还有另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那是「市」的定位。说过多次，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即是说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发展土地（一般没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头痛所在，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市，在人事上却有权管拿着经济实权的县。从一个商业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地区政制——应该那样看 ——这个市与县之间的权力安排是不对的。县是今天中国地区竞争的命脉，其经济权力范围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虑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国最大的麻烦是来自外间的影响。高斯真的担心美国的经济思维，引用于中国会闯大祸。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垄断法，是美国反托拉斯的进口货，害得我要大骂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垄断法（不是早一点的反收购垄断），大有改进，但有机会还要骂。什么最低工资之类也是外地证明行不通的进口货。至于那些建议什么联邦制、代议政制等言论，比起我这个只略知地区政制的人，对中国的制度更是一无所知。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数据，为什么这些政治专家不参考一下呢？说过了，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经济实践之道，什么方程式，什么博弈理论，皆废物也。

进口货，最头痛可能还是货币制度的思维。我跟踪了美国的货币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与朱镕基时期搞起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相比，输了半条街。美国的货币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实践很困难。格老时期美国的利率轮上轮落七八次，目前这一轮是提升了十七次。这是什么可取的制度了？币量理论，头痛头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体化的今天，货币专家连什么算是货币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说，稳定币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样算货币量的。

看官须知，经济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处理也因而有别。进口「零件」思维，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百鸟归巢，纵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难。二十多年来中国石破天惊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还是走自己的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七）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7-27 12:16 标题: 张五常：关心挥洒处之泰然（「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

2006-07-27 | 关心挥洒处之泰然

经济顾问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国通胀两位数字，三岁多的女儿进了幼儿班几个月，不知从小友或老师中听到些什么，回家问我有没有替她准备大学钱（college money）。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何谓大学。听得心酸，于是把心一横，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赚点外快。

还好，雇主知道我的灵魂价高，同意我的职责限于作客观分析。话虽如此，受君之禄，担君之忧，不容易睡得着。可惜的是，为其中一案写下的两吋厚报告，艾智仁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高档次的实证研究，雇主买断了，不能发表。

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此后我推却所有政府顾问工作，钱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职后遇到新上任的财政司彭励治，一见如故，他说我是他最信任的顾问，没有钱收的，就是经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间竹，一人出一次。没有酬报的闲谈建议算不算是顾问工作很难说，但与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一九七九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起，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我竟然写过不下百万字！教学生只教经济解释；评审学术文章，见有政策建议那部分，无论自己如何同意，永远打个零分。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可以提出建议，而是建议任何人都可以做。经济学的本质是解释现象，或解释某项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至于效果是好是坏，可说可不说，与科学无关。

没有作过中国的经济顾问。好几次，国内朋友给我提供资料与协助调查的方便，使我觉得他们也想知道我怎样说。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要求国内朋友提供文件或资料而受到推却，而这些朋友都读我的文章。这样看，在某意义上，我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有点顾问的味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风雷急剧，紧张刺激，而有关制度运作的精彩话题实在多。我只用英语发表过五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中文下笔的则无数。不是没有外地学报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国朋友读，为他们下笔。求文的外地学报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后，我必亲自翻成中语，很麻烦。高斯最近来信要求我把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写出来，但我提不起劲。有些人见我回港任职后少用英文动笔，说我从前有贡献，回港后不中用了。这些无能之辈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问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发、德姆塞茨、巴赛尔、诺斯、科斯等大师从来自香港或国内的学生听到我写下那么多中语文章，纷纷要求我翻成英语。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学术上，中文那样不值钱。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写了下来，不管用何方文字，总有一天会传世。以中文下笔当然是为了中国同胞，但在中国经济的话题上写了过百万字，主要起自一点关心。二战期间有两年多在广西捱饥抵饿，小朋友每几天死一个，我觉得有责任替中国的青年做点事。

没有奢望改造社会，但一九六九年巴赛尔认为我是产权及交易费用分析的行内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劝我回港任职，以中文下笔介绍新制度经济学，也说过类似的话。究竟自己是否那么厉害不重要，但知道关于制度的话题不由自己以中文动笔，天下没有第二人。话虽如此，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我学得的实在多。说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比巴赛尔一九六九说的与高斯一九八○说的高得多了。科学中，经济学的独特头痛之处，是世事知得不够多理解就不够全面，而自己的经验，知得够多要在六十岁之后。

关心有代价。有哪一个父母不曾经因为关心自己的儿女而睡不着呢？关心中国的青年，自己的经历有决定性。广西的不堪回首，佛山华英三年的罚企时间多于吃饭的，湾仔与皇仁书院的留留升升，太宁街的吵吵闹闹，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作职业摄影师去也，总之一事无成。但当近二十四岁美国有大学收容，知道是机会，一发劲，学问的增长势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

是简单的哲理吧。如果一个青年有机会而不打上去，自己放弃，自甘堕落，我们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杀了一个青年的机会，政府要负责。多年以来，凡是见到政府不需要负担费用而扼杀了青年打上去的机会，我一定反对，动笔指责没有手软过。扼杀了年轻人力争上游的机会，说什么扶贫，什么福利，什么补贴，什么教育，都很无稽。

改革制度无疑是增加青年图强机会的最佳法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中国做得好，非常好。抚心自问，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然而，写过无数次，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扼杀青年机会的政策。骂过不少次，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有人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则同意邓主任的黑猫白猫说。高斯定律高举私产与市场，是史德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维。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产党！这是真学问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五千年来最可悲的，给我痛骂了几句，不知所终。任何人左右了中国青年的机会，我不会笔下留情。

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8-31 10:05 标题: 张五常：《中国的未来》序

2006-08-31 | 《中国的未来》序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按：欲购买此书，请联系香港花千树公司：arcadia@netvigator.com）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6-8-31 10:08 标题: 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2006-08-10 绝对不怀疑温家宝先生要大幅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的意图。方向不可能错：农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大成。问题是怎样做才对。是极端困难的政策话题。农民贫困的国家，说要改善的随处都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有谁真的办到呢？今天农民生活过得不错的国家，农民的生活没有真的悲惨过。不愚蠢地约束农产品进口，农民的人均土地只一亩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华中张培刚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获奖的博士论文，指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所在。当然对，可惜大哥当年的大声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来有转机了，大哥可以告慰，但农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达到小康之家，还是个大问号。扶助农民或贫民不容易。赈济、补贴等往往长贫难顾，不容易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况且这些「慈善」措施，开了头不容易收回来。多建公路，鼓励农村发展工业，提供教育与文化水平，可以做，应该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够。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以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贫」的方法把农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钱，可以大花一笔扶农，也打算这样做。他们下注显得小心谨慎。不久前读报道，说北京选数十条格外贫困的村落，给每村一笔钱（记不清楚，不多的），让他们自己选择怎样花，看看效果如何。这是投石问路，不坏。扶贫工作的陷阱屈指难算。要改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时我就听到，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悲剧。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人民公社，与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国，是内战，据说农民死了三千万。纵观世界，资源局限与中国类同的，没有一处农民生活得好。是多么令人失望的经验。奇迹终于出现了，大约六年前开始的，地点是中国。近三年这奇迹来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气。有不少实例支持：成熟了的荷兰豆因为工资过高而没有人采摘；较差的农地被弃置；农业雇用农工开始盛行；机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显有两项。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带来得严重；其二是苏、浙一带，三年多前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说中国进入世贸后农民更苦的言论，要不是刻意中伤，皆胡说八道也。还有不少支持农民生活开始跃升的例子。三年前近于市镇的农地每亩年租大约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农民工资上升后如是，反映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不少。实地调查，我喜欢用推论（infer）的方法，认为最可靠。两年多前，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凡到农村我必定细看，跟农民聊天，然后draw inference，没有一次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大有改进不等于足够。正相反，这改进是好势头，鼓励我们顺水推舟，把握着这机会把农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机会成功吗？很难说。这势头是史无先例的发展，是个现象，推不上去就让天下同声一哭吧。让我们冷静下来，细想为什么上述的势头奇迹地出现了。两个原因是明确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过深入分析的中国地区的激烈竞争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钱，于是，县与县之间竞争招商，也迫着竞争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民转到工业去发展得好。外间报道下岗工人多，其实是转工频频，另谋高就也。不久前带一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到长三角参观工业区，他看得仔细，说：「这里是厂家天堂，因为见不到工厂的门前贴着招工告示。」其实长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没有珠三角那样紧张罢了。其二是朱镕基时代推出的货币制度，上苍保佑，发展为人民币的币值在国际上偏低，成为世界第一强币。二十多年前开放改革之初，有谁想到人民币会变得那样强劲呢？八年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五年前在南开大学讲话，说人民币大强。不要忘记，那些日子人民币的灰市汇率低于官价，但懂得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的不难看出其隐藏着的强势。二○○三年初我见官价与灰市偶尔打平，就说国际（尤其是美国）将会施压，逼使人民币升值。这是经济学。人民币的强势对农民有大助，因为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最明显是我称为接单工业的，差不多是农转工的必经之路，遇到无可避免的国际廉价劳力竞争，人民币不偏低很头痛。上述可见，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与人民币有大强势，皆难得一遇的条件：前者妙绝天下，后者是神州数千年一见的。二者虽是人为，但那么巧合，确属天意！这也可见目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明显地有转机，来得不易。要记着，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农民劳力的需求。今天中国扶助农民的要点不是补贴农业，而是要保持及加强这需求的继续。向前看，无可置疑，扶助农民要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内陆去，推到乡镇去。说过了，信奉市场，我是反对凡事市场的。政府的策划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场运作的协助。公路的建造，公众的设施，不可以没有策划，而教育、文化、医疗等发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参与。这只不过是说，很多事项用公司的形式处理，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能否认胡涂帐或见不得光的还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势，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场运作的。说实话，我没有见到另一个更喜欢利用市场的政府。在重要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对农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进的迹象。骂过了，走着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方面。不反对约束炒买炒卖可能引起的楼价狂升暴跌，但反对不容许楼价上升。最近推出投资增值税，引狼入室，看来是大错，将另文解释。不容易判断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炒买炒卖，也无从判断泡沫之将至。但如果城市的楼价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对扶农有害无益。道理是简单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会转到乡镇去，促长了乡镇的工商业发展，从而增加市场对农民劳力的需求。困难是毫无约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业园搞得美轮美奂，市容足以炫耀，工商业的发展会集中于繁盛之区，乡镇落后，而不愿意离乡别井的农民会继续穷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划是需要的。决定了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产之价反映着市场的供求，楼价再高也要接受。理论逻辑说，如果楼宇的空置率够低，楼价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况。记着，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点，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们的天才。中国的农民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应该可以吧。是非常困难、近于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条件的巧合，也近于不可能，毕竟出现了。

作者: paradoxfishbear 时间: 2007-7-21 12:15 标题: 月是故乡明

今天看未来，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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