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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台湾日据时代的奴化教育 [打印本页]

作者: Constantine    时间: 2006-2-14 17:30     标题: 台湾日据时代的奴化教育

台湾日据时代的奴化教育

● 周文顺(郑州)

  台湾是中国一省,这是常识。2月4日,日本外长麻生太郎在演讲中竟称之为“国家”,不值一驳。但其演讲将台湾“教育水平”归功于日本殖民教育,则有必要澄清。

  尽管麻生在2月7日为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称之为“失言”,但究竟是“失言”还是“失据”?所谓“失言,指“无意中说出不该说的话”,但却有可能是真话。而麻生外相所言,是严重失据。

  麻生声称,“从台湾大人物那里得知”,“我们的前辈还是在那里干了些像样的事”。其实,欲知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作为,只须对彼国历史资料稍加浏览便知。

不学日语者罚款

  日据时代吉野秀公著《台湾教育史》第12页载,1898年6月5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向地方长官训示教育理念如是:“倘若漫然注入文明潮流,养成权利义务学说盛行之风气,则将有陷新附居民于不可控御之弊害,故教育方针之制定必须十分讲究。”显然,这里视“文明”为弊害,以“控御”为目的,属典型的奴化教育。

  儿玉源太郎任內的民政长官为后藤新平。此人在任8年,号称日本历任台湾统治者最具“建树”者,享“政界惑星”之誉。据井出季和太著《台湾治绩志》第331页,后藤新平于1903年出席台湾学事咨询会,概括该会的宗旨是,“讨论如何普及日语足矣,此即总督训示也”。

  正是在此教育方针下,日据时代,台湾广设“公学校”和“教育所”,贯彻日语,尽废汉文。鼎盛之时,专为奴化汉人儿童的公学校达661所,“蕃族”儿童教育所180处,针对成年人开办“国语讲习所”367所。尤其1941年以后,“皇民化运动”几近疯狂。台湾总督府规定:所有机关、学校等公共场合,禁止汉语;教师教学、学生读书,概用日语;不会日语者不准就业;已就业而不讲日语者解聘;不学日语者罚款;火车票不售与不讲日语者。(见昭和13年版《台湾年鉴》)。

  日人为殖民利益而举办台湾教育,却又顾虑台籍子弟“穷且益坚”,一朝学业反超日人,置日本殖民统治于不利。

  据《台湾治绩志》第337页,后藤新平曾检讨英国殖民教育:“初无深思远虑,但以教育为善事,而为之开设学校,他日致以其人之道反其人之身之果,此乃殖民政策之失误。”

  因此,他主张“预防如荷兰、印度尽力于智力开发而多陷于弊害”,实行刻意防范民智开化的“差别教育”。其手段为:将日、台学生分别就学;教育设施、教员、教材分为优劣三等:优者专为培养日人子弟,劣者专为台人而设;针对高山族设立的“蕃族”儿童教育所,则全部由日本警察“执教”。

强迫台民接受歧视教育

  “差别教育”表现在教育规格方面,是对中、高等教育的严格控制。据统计,1944年台湾每万人有小学生1554人,中学生44人。按此比例,仅3%的小学生可升中学。台湾唯一的高等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创立于1928年,但直至1945年,该校16届毕业生中,台人仅219人,占总数八分之一;而居全台人口6%的日人,其子弟却几乎占台北帝大的全部!(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20-1221页,第96页)。正是这种“差别教育”,将台民永远固化在“文化底层”。

  殖民者并要求台民对“差别教育”逆来顺受。据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170页,后藤新平曾公开对学生演讲:“汝曹如欲求与三千年来忠诚于皇国的母国(指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应以今后80年为期,努力同化于母国人,在此之前即被差别亦莫如之何,勿鸣不平。”联想日据时代,台湾平均年龄尚不足25岁,竟设限80年“差别教育”,真可谓深谋远虑。

  若追溯台湾教育之业绩,下列诸节似难回避:

  其一,17世纪80年代,刘铭传首创西学堂、电报学堂于台北。其二,日据时代,台湾近2000家私塾教育的顽强发展。其三,抗日战争爆发,部分台胞径奔祖国大陆求学。其四,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批文化巨匠随军渡台。

  台湾“蛇毒院士”李镇源(原台北帝大校友)回忆,“自1949北大毕业的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任期虽然只有两年,却为台大注入中国自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的新精神;自此台大校园学术风气蓬勃发展。”

·作者是中国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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