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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70%是博士:专业海龟为国效力需要怎样的环境? [打印本页]

作者: 高高高    时间: 2005-8-11 17:58     标题: 70%是博士:专业海龟为国效力需要怎样的环境?

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留居当地的新华人华侨,7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始终在以多种形式服务祖国——海外专业人才为国效力需要怎样的环境?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国留学人员没有选择回来,即使回来了,怀揣着的也是另一个国家的护照。按照人事部的统计,他们的人数在19万左右,占1978年到 2004年81.5万内地出国留学人员1/4。而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估算,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本科以上学历的海外华侨华人应当有60万人。

8月5日,国务院侨办组织召开首届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学)会会长联席会,来自美、英、法等12个国家的60名会长在祖国的首都相识了。这些协会中规模最大的拥有会员超过两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留居当地的新华人华侨,7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始终在以多种形式服务祖国。

由于飞机故障,旅英中国工程师协会副会长阴组华在伦敦机场“蹲”了24小时。尽管只赶上了一半的会议议程,他依然很庆幸,因为和其他会长一样,他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会员们委托他提的问题和建议。他要把该说的话说了,把在北京感受到的气氛带回去。

戴教授半年没招到一个学生


“我很想为祖国做点实事,可怎么也没想到遇上这样的问题,实在想不通。”20年前,戴黎明去了加拿大,现在一所大学当教授,此次参会的身份是加拿大中国教授协会副主席。

戴黎明告诉记者,一直想为国服务的他决定先从“小事”做起———招收中国学生去加拿大做硕士生和博士生,学费全部由他资助。今年年初,他满腔热情地挥动着 “橄榄枝”,给国内几十位教授发了邮件,却只收到几封回信,内容大同小异:“很抱歉,没有合适的学生可以向您推荐。”

戴黎明不认识那些教授,但知道都是国内相关研究的佼佼者;而戴黎明能当上教授协会副主席,想来他本人以及所在的大学在当地应该也是有些名望的。“也许,教授们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出国,根本就没跟学生们说。不过,我说了,共同培养也可以。”戴黎明试图搞清楚受挫的原因。

会议结束,记者与戴黎明说再见,临别叮嘱居然是:“要有合适的学生,一定给我发个邮件。”这已经是他在两天的会期中,第三次对记者说同样的话了。借回国开会之机,他打算再与有关的大学联系一下,看有没有合作办学的可能。

洪中博士自嘲“三无”人员


洪中博士来自中国留德学者、学生团体联合会总会,弱势的“三无”人员是他对自己的定位。该定位源于他参加过的那次很著名的、专门针对留学人员的交易会。一进门,踌躇满志的他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调查其拥有的专利、项目和资金情况。可学经济管理的洪中这三样里一样也没有。为了不交“白卷”,洪中把曾做过的法兰克福机场的一个咨询项目写上了。结果令洪中哭笑不得,他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追捧,都是想跟他合作建法兰克福机场的。

洪中说,你要想知道一家德国公司规模,只要问问公司里有没有中国人就可以了。德国所有知名企业中,都有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华人。他们的经验,不仅对中国企业是宝贵的,在国家和地方重大规划的制定中,也能派上用场。规划不仅应体现国内专家的智慧,也可以让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帮着做好调研工作,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他认为,“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留学生创业园等政策,基本都是针对技术人才的。国家吸引管理人才回国的思想,应当在政策上有所体现。

不少人也在附和洪中的建议。澳华科技协会会长金声说,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律师发现,在反倾销案件中,很多时候是因为中国企业竞相压价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倾销的错觉。于是,律师自告奋勇跑回国,在办了多场报告会后,终被相关部门的“伯乐”发现。

“但这种作法的效率太低了。”全英中国经济协会会长刘阿英建议,国家应当建立一个海外人才数据库,让部门和企业能够有渠道找到需要的专业人才。刘阿英强调,人才库一定要把银行、保险、企业收购等方面专家网罗进去,“否则,看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吃亏,我们只能干着急。”

头一回听说留学生创业园这回事


会上,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介绍了国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关措施。其中提到中国现有留学生创业园100多个,6000多家企业享受了创业园的优惠政策。这对加中生物医药协会会长雷继雨来说,可是条重大新闻。头一回听说留学生创业园的雷继雨,已经在北京和沈阳各办了一家企业,当然都不在“园子”里。

雷继雨的“孤陋寡闻”也许太典型了。但要求下发王晓初讲话稿的代表人数之多,愿望之急切,让记者由此相信,“会上获得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句话不是代表们的恭维。他们说,要尽快把自己刚知道的信息传达给每一位会员。

对此,国侨办经济科技司的夏付东处长当即表示,会尽快把国家的相关政策整理汇编,发到每个人的邮箱里,今后国家有何新政策,也会及时通知他们。同时,建立国侨办网站与相关部委网站的友情链接。

“大家都是'家里人’,今后有什么事儿,不管公事、私事,尽管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夏付东这句“家里人”让记者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在网上轻易可以检索到的东西,可雷继雨依然表情茫然为“怎么没人告诉我”而感慨。

8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接见代表们时把他们叫做“家里人”,之后的两天里,“家里人”成了会上最“IN”的三个字,被代表们无数次地引用过。或许,在他们眼里,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只是些与己无关、毫无生命力的文字;而同样的内容,一旦以“一封家书”的形式直接送达到他们手里,就成了“家里人”的思念和召唤,就立刻生动起来,并有了暖意。

信息的内容和获得的方式,以及这内容和方式所传达的情感,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

当然,他们也渴望“家里人”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能再尽善尽美一点儿。比如,人事干部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创新精神,不要因为他们是单位从未有过的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就大呼“麻烦”;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政务是不是可以更公开透明一点,不要等他们回国把企业办起来了,突然说以前答应的事实在不好办,不能办,可不给张三办的事,却又给李四办了,结果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越来越“水土不服”了;政策是不是可以再宽松一点,有些领域,研究人员在哪里并不重要,不要把“在国内工作时间不得少于9个月”或者“3个月”作为硬杠杠;再就是,能不能给确有需要的人才,发放杨振宁教授那样的永久居住证,不要让他们再为繁杂的手续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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